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以北京西部阳光基金会“三级跳”路径为例

中国本土的非营利组织究竟是如何发展的是一个特别值得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以西部阳光发展路径为研究线索,通过探索其能够发起的根源、曲折争取合法性的过程、组织正式化转型的成功等逐级成功跳过重重障碍的事例,系统分析了其每次"跳级"的原因和跳级后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化,探讨其发展模式。

公益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人们对 "公益"一词并不陌生,但对 "公益"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从词源学和不同学科视角分析入手,认为公益是指公益主体 ( 个人或社会组织) 以非政府性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自觉自愿性和社会性的一切公共利益的活动和行为。公益与私人利益之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慈善等相关概念有本质的区别与联系,对其进行辨析有助于更好理解公益的内涵和本质。

美国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估策略研究——基于《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报告的分析

2012年1月,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发布了《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12)》报告,通过5个分类指标和25个独立指标,全面描述了美国50个州的农村教育状况及政策绩效。作为一项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估策略,该报告呈现出以下特点:构建了"条件—过程—结果"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形成了"点""线""面"三维空间的评估模式;强调了绩效问责和质量改善的评估理念。

家庭公益教育的障碍及其破解机制研究

开展公益教育是时代环境变化、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家庭公益教育是公益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突破当前"应试型"教育模式,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联动下系统、多元的公益教育模式的关键环节。我国家庭公益教育的开展存在诸多障碍。调查发现,这些障碍主要为家长认知障碍、家庭公益行动障碍及制度性障碍。针对这些障碍,在借鉴美国家庭公益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之策。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山西义村"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是传统乡村治理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却一度呈现出张力、冲突乃至断裂的迹象;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其民俗宗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复苏与兴盛,民俗宗教又开始与乡村政治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藉此,通过山西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揭示出当前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呈现的逻辑关系:民俗宗教政治化、村庄政治民俗化、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混合化等。

西部农村教师的困惑与理想

岁末将近,在盘点2004年中国教育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中央今年颁布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一年来,各级政府和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都在通过行动来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权益。在全民关注农民问题的大背景中,农村教育是否有所改善与发展?为此,围绕“农村教育:从关注到行动”这一主题,本刊组织了一次笔谈,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农村教育更进一步的思考,希望对农村教育的关注能走向行动。

西部农村的学校 西部农村教育纪实(之一)

1998——2000年,西北师范大学本科生尚立富三次骑车考察了我国十几个省、市、地区的农村教育。在西部,他走访了60多个县100多所学校,记录了西部农村教育的现状。今天的大学生是明天的希望,尚立富的行为展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良知。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所期望的,也是中国现实所期待的。

寂寞的乡村

湖北省监利县某镇前党委书记李昌平曾向朱鎔基总理这样痛陈农村的现状“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处于这种背景之中的农村教育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多数受访群众对本村小学的教学质量不满意,对子女的前途颇为忧虑。为了让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各显神通,有的把孩子寄养在亲戚家,有的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上学,很多地方甚至因此形成了“求学部落”,实在没有办法的才让孩子就近入学。一位群众的话很有代表性“现在不让多生,都是一个孩子,让孩子上这样的小学,我们不放心......”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下滑不仅已动摇了整个教育体制的基础,而且必将影响到未来国民素质的提高。

新时代中国社会倡导机制研究——以“阿里正能量”公益项目为例

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政府与公益精英占据主导与支配权,公众在其中只是服从与被迫参与的角色,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公益事业发展缓慢,公众参与公益实践程度低的问题,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以"阿里正能量"项目为例,探讨有效的公益实践模式。研究发现,"阿里正能量"项目在唤醒公众善念、激发公众行善、助推公益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且有助于形成一种由点到面、由个体到社会、由微观到宏观的科学倡导方式,进而在全社会生成一种日常化的公益实践文化与"常人生活"公益范式,这对于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