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追求:晚清士人刘绍宽对科举的心态

刘绍宽自幼接受旧式教育,青年时代即奋力科场,以求功名。囿于屡战屡败和世风变易的现实,刘绍宽转而对科举制度持一种批判态度,然而这种批判态度并未影响其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科举被废后,刘绍宽即便已在地方文教场域有一定成就,但其对于功名的执念依旧不减,科举对其心态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弭。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映照出晚清士人对待科举的复杂心理世界。

清末资产阶级的移风易俗潮

社会风俗中的恶风陋俗代表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丑陋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清末资产阶级从变革政治的需要出发,以西方近代风俗为参照系,对传统风俗的弊端和危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试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形成了移风易俗的强大舆论,为民国以后社会风俗的革故鼎新作了必要的准备。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就总体而言,清末的移风易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取得的实际成效不彰,并没有使传统的风俗习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学政与晚清教育、学风的变迁——以黄体芳为例

学政为有清一代主管一省学务的最高职官,对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的运行、学术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体芳在江苏学政任内的严格考试之举,"培士风、振儒术"的种种举措,振兴书院的经古传统以及倡导汉宋兼习和经世学风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教育和学风的变迁,同时表明,中国固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中蕴含着致中国重新振兴之根本性资源的追求与信念,仍因袭地渗透于地方学务官员的意识深处。

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

口述史与民间文化在学科渊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种种关联,使得两者的相互靠进和合作成为可能。在民间文化口述史研究中,采取以生活空间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以包括技艺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为描述与解释的中心、以生活事件为描述与解释的向度的研究策略,加强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相当大的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近年来,随着一批卓有成效的民间文化口述史计划的陆续展开以及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民间文化个案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口述史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生长点。

清末民初社会教育及其特点初探

社会教育是在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引发的。其时 ,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确立了独立地位 ,社会教育公共场所和设施以及以挽救失学民众为中心的各种民众补习学校在各地陆续兴办 ,一些社会教育机构和团体 ,深入民间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它是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兼容并包的一种教育 ,主题是“开民智”、“新民德” 。

早期美国华人社团形成的心理因素

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 ,早期入美华人在外层动态情绪方面表现出孤独感、自卑感、归属感等特点 ;在内层心理特质方面则表现为不同心理特质的同构 ,一是忍耐性与抗争性并存 ,一是依赖性与独立性交叉。上述两方面彼此渗透、制约 ,构成了早期入美华人独具一格的心理结构。这种基于共同的经历、处境、背景和相同的观点、习惯、态度而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是华人社团形成的因素之一。

清末地方自治与士绅的社会政治参与及其限度——以温州为中心的讨论

随着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地方士绅得以利用各类自治性机构和地方自治所赋予的合法地位,获得较之以前更大的社会政治参与空间,并在办理各项地方性事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度。然而,在“官治”与“自治”“绅治”,即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接触与对话中,国家权力无疑占据着话语主体地位,而地方士绅虽然在地方自治进程中获得较大的社会政治参与空间,但其权力的扩张又是有限度的。

启蒙大众与清末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

大众启蒙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交织是清末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知识阶层在日趋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文化觉醒,促成了清末大众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个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新式传媒与藏书楼、阅报社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艺形式既是开启民智的手段,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为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近代转型开启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

清末温州的士绅、商会与地方社会略论

地方商会是清朝末年开始勃兴的重要社团组织。地方士绅的“象征资本”与商界的经济资本相结合,再加上与学务、警察、地方自治等机构之间的人事交叉和职能联结,使得清末温州商会成为地方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量。其社会职能与活动,除“在商言商”之外,常常扩展到与商务相关的其他社会领域。商会公所不仅成为绅商学各界“集众”处理地方事务,影响地方社会的场所,也是他们宣示民族主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重要空间。

黄体芳社会交游考察

作为晚清从浙南一隅的瑞安走出并颇具区域乃至全国性影响的官僚士大夫,黄体芳的社会交游十分广泛。他与张之洞、张佩纶、何金寿等清流士大夫基于同年、同事以及朋友、姻亲关系而构建的人际网络,在清流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崛起于同光之际前,就已基本形成,并因清议活动而具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他与孙衣言、袁昶、张謇、王仁堪等江南士人的广泛交游,无论是其以文会友、广结奥援的交往目的,还是诗文唱酬、游宴小集的交往方式,都更具文人之间人际交往的传统色彩。

精神分析心理学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是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强大趋势,借助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历史研究,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突出表现之一.本文评述了西方精神分析史学的发展及其趋势,认为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历史学的领域向纵深开拓.但是,精神分析的作用并不像有时所说的那样直接,它只是补充了历史研究中的其他解释,而不是取代这些解释.

试论心理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现代心理学各流派，诸如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文主义心理学以及联想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可以扩大历史学的视野，而且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然而，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都不可能用于解释所有的过去行为，折衷的方法是选择最恰当的学派观点用于各个个案研究，将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建立在更广泛和更稳定的心理学基础之上。

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在旧学与新知之间:一个乡村士绅的阅读世界——以张棡《杜隐园日记》为中心

张棡系功名社会中典型的下层乡村士绅,《杜隐园日记》有关其读书生活史的详细记载,展示了过渡时代一个乡村士绅虽旧亦新且颇具地方性色彩的阅读世界。旧学出身的他以经史旧籍和乡邦文献为阅读＂正课＂,并藉此获得和强化士人的文化认同和角色定位。其阅读世界向新学书报的扩展,则展示了一个传统士绅虽身处乡村却广泛接触新学新知的例证。张氏广泛且有些芜杂的阅读实践,与其说是为了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不如说是为了通过各式各样的阅读而寻找生命的意义,编织他作为士人的＂意义之网＂。

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有地方的自主参与。清末温州地方兴学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士绅"同人集办"的方式,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作为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温处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治色彩。它的设立,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本地区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自主性。概言之,朝廷在学务场域的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方学务空间,从而使清末地方教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与"地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因地制宜:晚清温州士绅与儒学的地方性实践

道咸以来,儒学因遭遇"千古之奇变"而面临无奈的沉沦,是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作为社会重心的士绅阶层因时代的变局发生转型、分化,其再生产机制亦因科举停废而中断。但士绅在地方社会的文化权势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以儒学及其价值观念为其乱世生存的基本道义,并在外在行为上表现为积极维护儒学价值的种种实践。晚清温州士绅有意识地表彰南宋永嘉之学的努力,实乃一种从传统中发掘地方重建资源的地域文化意识自觉使然。而永嘉之学"经制事功"要义和"坐言起行"精神的重获提倡,催生了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经世意识,最终落实为由"家"而"乡",由宗族而地方文教的实践逻辑。晚清温州士绅以儒学为中心、以地方事务为取向的"因地制宜"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如下观察,即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变局时代面临严重的价值危机,而作为文化实践的儒学却在地方社会中表现出相当的践履能力。

从黄体芳论同光清流

同治末光绪初,清中央政府内部崛起了一个被称为"清流"的非正式群体,他们以名节相标榜,上疏言事,评议时政,成为当时政坛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黄体芳之所以跻身清流并成为其中的一员要角,与个人的教化背景和经历密切相关,他在以"清议"参与现实政治过程中所表达的具体政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光清流共同的守护儒学传统并以传统为现实服务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

民国时期旅外同乡组织与家乡社会的双向互动——以温州旅沪同乡会为例

同乡会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同籍人士在旅居地设立的乡缘性民间自治社团。会员构成的多元化,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与分权制衡,以及运行机制的规范性和民主性,强化了同乡会作为民间社团的自治特征,使它得以排斥外部力量的控驭,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发挥护侨和助乡的社会功能。温州旅沪同乡会在其存续的34年间,除致力于护侨活动之外,还通过信息互通、内部组织网络的拓展、与家乡民间社团的协作互助等方式,维系与家乡社会之间持续不断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张基于乡谊且颇具权势内涵的家乡网络。依托这张网络,同乡会得以在维护商民利益、慈善赈济和地方政治等方面,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家乡公共事务,在发挥助乡功能的同时,强化了旅居地和家乡社会之间的联结和双向互动。

温州沿海卫所及其地域亚文化考察

明代沿海卫所是国家政策的具体产物,它不仅是军事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沿海卫所的设立,不仅在温州地方社会嵌入了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同时也在温州地域文化网中编织进了一个重要的网结。卫所特殊的军事性质沉淀在方言、民间信仰、民间仪式和习俗之中,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不同于周围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地理单位。沿海卫所地域亚文化的形成与衍变,不仅取决于自身独特的内生性与相对排外性的文化机制,同时也是它与所处地方社会之间文化碰撞、交流与互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