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立法评析与前瞻

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的法治化以科学、有效的立法调整为前提,属于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中“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事权项目。厘清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地方立法保护的理论基础,评价红色文化地方立法保护在核心价值观入宪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具体承载与有机融合的规范设计,是地方立法发展深化的理论助益。其中,《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和《吴忠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条例》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也存在公众参与缺失、政府保障不足等局限。需明确,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本质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自我宣示和制度实现,在功能上是国家文化治理政策法律环境的制度渊源。为此,需进一步规定主体单位负有展示、展现红色文化中的精神成分的义务和职责,充分体现红色历史文化遗产空间的人民属性,注重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与《文化产业促进法》有关规定之间的衔接。在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精准化、精细化、协同化的规范设计上,凸显其特殊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成因与破解路径研究

在当前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压力影响下,大学生就业环境与形势愈发严峻,就业压力以及就业难度日益递增。为破解高校毕业生“慢就业”困境,应基于“三全育人”理论范式,建立“四年一贯制”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统筹提升毕业生就业育人综合施策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合力育人、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促进学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检察网格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版

在检察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枫桥经验"的理念、原则、机制等对焕发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活力,探索检察监督体制机制新样态,具有方向引领的重要作用。景宁检察网格化是在实践中率先探索所涌现的一个典型样本,具有检察网格、监督平台和全域监督的主要构成与鲜明特色,是夯实基础和促进监督与办案的高度融合,检察监督主责主业与人民群众监督紧密对接的一种检察监督新型机制,有着科学性、创新性和示范性,业已显现突出的优势。应进一步在推广中深入总结、理性评析和不断完善,并汲取转化为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相应的检察监督职能履行与组织结构的法律规范。

台湾地区文物保护法制的演变、实施及评判——兼论对“文化台独”的法律遏制

台湾地区文物保护法制滥觞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传承于光复后中华民国时期的《古物保存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成为“文化资产保存法”,该法自1982年颁布至今历经六次修正。台湾地区文物保护法制的实施中,受到社区总体营造、乡土教育等政策的影响,在保存文化资产的同时“协调经济发展与文化资产保护”,在“政府主导”中更加注重“民众参与及尊重民众权利”,并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协同保护”。对此既要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效增强角度予以肯定,又要结合台湾地区偏颇甚至错误的史观影响以及意识形态流变对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的渗入进行评判,明确有关法律规范的实施中的“台独”倾向及其危害。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应基于国家文化主权,对其有关制度予以必要的改造,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实现实质国家统一、真正心灵契合。

论跨文化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立法需求——以文化治理为重心

在全面和真实的法治之中,行政相对人的社会角色及其文化属性不应是被遮蔽的,而是必须正视并因此使得行政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与形态具有更加实质的正当性和针对性。在深度开放中,在华外籍人员的商贸、生活、社交等诸多方面的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持续、广泛和深刻地与在地社会之间形成对接关系,其中文化疏离、互动、融合或差异、区隔等促使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呈现出愈发显著的跨文化特质。由此,跨文化社会治理中必须充分注重文化差异的主客观因素,更加重视治理的协同性、互适性,更加重视文化治理的包容、涵养、沟通与引导功能及相应政府文化行政给付等职能方式。要实现跨文化社会治理法治化,首要的是对其立法的价值需求、目标需求、制度需求与结构需求等要素进行深入提取、科学判断和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