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治下雲南的城池修建與族群關係——以施甸平夷州城爲中心

在南明政權經營雲南的各項舉措中,修建城池以控馭夷民是治理邊疆之要策,也是明朝既行邊略的延續。本文以施甸平夷州城爲例,探討南明治下雲南的城池修建與族群關係,闡述邊疆社會中割據、城建與族群因素的内在聯繫。南明平息滇西南夷民反抗後,在施甸推行改土歸流,設立平夷州並建設州城。新築州城爲南明攫取夷民財賦提供了保障,夷民利益受到衝擊。州城建設與工程宣傳由滇籍文官主導,這一群體通過與大西軍餘部合作掌握行政權力,擴張家族在本省的利益,使修建城池蒙上鄉土建設的色彩。滇籍文官在修建州城時,將既有的鄧子龍祠納入城内,接納以鄧子龍爲代表的華夏武將崇拜,整合華夏軍事移民作爲保衞城池的倚仗,也宣揚了南明平定夷亂、興築城池之舉乃明朝政策的延續,突顯南明的正統地位。施甸的平夷州城是南明在雲南大興城建的縮影,衆多文武官員投身其中。在南明的叙事下,南明官兵身處城内,是城池的修建者和保衞者;而夷民蟄伏城外,是城池的威脅者。南明滅亡後,清修方志的叙事爲之一變。清廷成了今日城内的修建者和保衞者,而南明則淪爲彼時城池的威脅者。

茶道文化的历史书写与权力语境

茶道文化的历史书写与权力语境对茶道研究意义深远。茶道文化的历史书写经历了诗文散见、道史结合、技艺研讨、典籍归纳四个阶段,由自发转向自觉,由饮食文化转向人格追求。茶道文化一方面在士人与僧侣清雅淡泊的想象中解构权力语境,一方面在民间与宫廷的器用与制度中建构权力语境。

永历《宁洋县志》的文本增改意图

永历《宁洋县志》是三藩之乱时期明郑政权知县金基在康熙《宁洋县志》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地方志,其增改内容既有对实现"永历中兴"、否认清朝正朔的政治宣传,又有对宁洋战乱现状的描绘和对原志残缺部分的补充。一方面该志起到了基本的存史功用,另一方面该志同样反映出明郑政权反清的不彻底性。此外,金基于该志的落款表明郑经时期六官的品秩发生了变化。

谈阮大铖对晚明形势的判断——以《春灯谜》为中心

阮大铖在戏剧《春灯谜》的创作中将其对晚明形势的判断寄寓于剧情设定。中唐时代的历史定位既是晚明内忧外患、政治黑暗的现实折射,又传达出阮大铖对明必不速亡的乐观态度,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面对“流贼”横恣与外族入侵的晚明现实,阮大铖在剧中表现出“以抚为主,以贼御寇”的思想,与晚明实际的军事现实存在差距。

南明措饷问题探析

措饷问题研究是南明史的重要一环,涉及对南明诸政权财政收支状况、中央与地方军镇关系以及措饷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等方面的考察。通过对弘光、唐鲁、永历三段时期措饷背景、手段和影响的系统梳理和分析,发现增派赋税、广开事例、捐助为三大主要措饷手段,但在制定和推行过程中,未能整饬政治风气、考虑民众承受能力,且缺乏统一的规范管理,致使其措饷事倍功半。

明末清初川黔地区的人群流动与民族交融——以抹脸魔传说为线索

张献忠入蜀后,四川的难民潮涌入川西南与川黔交界地带,并与这些边缘地区的“夷民”合流,“夷民”势力随之壮大。孙可望主导的南明政权推行招民垦复与征召“夷兵”之策,鼓动难民开发川西南与川黔交界地带,促使“夷民”离乡出征,军政力量深入西南山区。南明的群体动员与区域开发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吴三桂反叛后,同样征召“夷兵”。在这一历时进程中,抹脸魔传说成为解读明末清初川黔人群流动与民族交融的线索。清朝在统一西南的同时,延续并超越南明经营西南的事业,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民族交融。抹脸魔传说亦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散。

明代王府食盐述论

明廷每年向诸王供应一定额度的食盐,称为"王府食盐"。王府食盐经历了设立、废止和再形成的过程,从食用物资嬗变为经济利权,这与诸藩奏讨息息相关。王府实际支盐区一般与就藩地所属盐产区一致,但也存在因谋取高额盐利而改支其他盐产区的现象。王府食盐的额度经历了膨胀、整顿和再膨胀三个阶段,呈现出易增难减和偏重近支的特点。王府食盐或支本色,或支折色,或本折兼支,这些方法各有优劣,长期共存。王府食盐的运输由盐务专署、地方政府、王府人员与盐区灶户负责,运价由盐务专署和地方政府承担。王府食盐加剧了国家财政危机,扰乱了基层社会的市场秩序,危害了盐法的平稳运行。

明末清初京掣地点的迁移与南京八县食岸的形成

京掣为明廷在南京一带查验淮南盐的举措,入清后改称江掣。京掣地点原位于长江南岸的石灰山关,万历年间先后迁往长江北岸的青山和浦子口,最终在清代迁往仪真。京掣地点的迁移与南京八县食岸的形成发生于同一时期。随着南京八县食岸逐步形成,盐商在南京八县贩卖食盐的利润增加,不再有拖延抬价的必要,官府也不需要通过京掣敦促南京一带的盐商按时启程以防拖延。因此,在驻扎北岸的两淮巡盐御史执掌京掣后,京掣之地也顺势迁往北岸,最终迁离南京。

论云南的南明盐政与清初因革

明清鼎革之际,滇盐成为南明政权供应军需之利薮。南明治下,云南全省盐务为大西军余部出身的高级武官统摄,基层各提举司盐务由文官管理。盐课额度激增与军费压力、食盐减产和票岸东扩有关。南明推行官灶分成制度,将产盐收入按比例分予灶户作为工本,灶户获利优厚。清廷在接收云南盐政时,吸纳盐务降官,南明课额成为清廷加征盐课的基准,而官灶分成则由比例制走向定额制。清初云南盐政之"经制"实孕育于南明"伪例"的遗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