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民生路与西方的高福利

西方的高福利制度经过战后一系列的改革日趋完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但是由于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终究难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通过研究分析中国的民生观和西方的高福利,可以悟出,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民生之路。

发展创新性文化 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或区域文化活力的标志。文化创新不仅孕育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事业,打造着创新发展的优势和提升着创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涵养、激荡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精神,铸就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力量、氛围和景观。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创新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文化动力。

邓小平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制度问题,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实现的根本目标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做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工业是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撑

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是绝大多数区县难以逾越的阶段,是实现县域经济繁荣的现实选择。发展工业既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也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既是县域社会分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支撑县域财政的主要途径。作为县域经济的当家人,应把握县域工业的特点和不足,坚持面向市场因地制宜兴办企业,坚持提高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坚持以园区为载体构建新的发展平台,坚持着眼长远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坚持优化环境拓宽企业生存空间。

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在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拒绝后，发动“兵谏”，扣留了到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和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邓小平为何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晚年曾经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建国前后的周恩来

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下江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作千头万绪,成立之初又百废待兴。为完成这些重任,周恩来以惊人的精力和才智日夜奔忙着。领导新政协会议的筹备新中国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怀抱中诞生,而新政协会议从筹备到召开是一个繁杂艰巨的过程。

解放战争中的周恩来

在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前后两次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领导了第二条战线即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更为辉煌的是,他与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体现了一位军事家的杰出才华和非凡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的周恩来

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史称＂大革命＂。革命军东征北伐,工人罢工、起义,农民、学生、妇女响应参加,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周恩来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斗争,从东征到北伐,从广州到武汉,始终亲临前线指挥奋战。

为抗日统战大局奔忙的周恩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等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深愿亲临前线，挥师杀敌，但党和革命事业更需要他留在后方，在国民党地区从事艰难的谈判工作。

抗美援朝时期的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而且命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自然是主持大计，而周恩来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决策指挥和组织实施。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中的周恩来

新中国成奇后的几年，是一段凯歌高奏的岁月：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第易个五年计划正在顺利实施……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高层在如伺确定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

建党前后的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年造就这—＂大事变＂的一些历史人物,如＂南陈北李＂,又如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早已广为人知。而对周恩来在建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暂付阙如、知之者不多。事实上,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样,周恩来不仅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是党的早期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这是他对建党的重大贡献。五四风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通过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

长征中的周恩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一度红火的中央苏区陷八困境。1934年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为此，时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主持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安排落实突围转移的重担落在了周恩来身上。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就是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衍。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简析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虽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是薄弱环节。农业的增长方式粗放、农村的法治建设滞后、农民的素质偏低、组织功能弱化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村法治环境、强化科技文化引领、加强村街干部管理。

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几个问题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比如,对于党的基本路线问题,提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于社会分配问题,提出要公平分配,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制度建设问题,指出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等等。这些思考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深入筹谋,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并最终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