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西方鲁迅研究述评

“中国研究者对于鲁迅小说技巧的注意中心多在人物刻划,西方研究者却极注意他小说中叙述者的运用和他的叙述艺术。我甚至觉得这种注意或许过份了些。”这是一位西方汉学家的概括。就我自己若干年来读过和翻译过的外论看,我觉得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认为西方研究者对鲁迅叙述艺术注意得“过份”之说倒不一定恰当。我以为。

美国出版三部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

近几年来,美国出版了三部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它们都是西方汉学家专攻文学的学者们几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汇集。最近发表的一部《中国的文学观点——从孔子到梁启超》出版于1978年,是1970年于维尔京群岛讨论会上的论文汇编。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是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李欧梵的近作。此书对鲁迅作了较全面的研究,有许多新的见解,并有许多论点是针对中国学术界的,指明要与某人某书商榷。作为他山之石,对此书作较详尽的译介是有益的。全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一个作家的产生”,写鲁迅的家庭、教育以及他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创作”,分别研究鲁迅的短篇小说、散文诗和杂文。其中杂文部分已于1989年第8、9期《鲁迅研究动态》刊出。第三部分:“文学和革命”,主要论述鲁迅的文学观、他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期刊出的是作者序言和该书的第四章的节译。此外,关于《野草》和“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部分亦准备以后陆续刊出。

《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上)——《铁屋子里的声音》第五章

《野草》是鲁迅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集子。其中的二十三篇散文诗不但是鲁迅最具灵感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一种体裁。鲁迅自己也非常珍爱这些篇章,称之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

《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下)——《铁屋子里的声音》第五章

3 C.阿伯在一篇论《野草》的论文中,曾把这些散文诗的主要结构原则归纳为“对称与平行”。鲁迅本人在“题辞”中,也将集子的内容概括为一些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

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近二十年来,西方学者认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已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现在,这种研究已经不只是附属于中国学内的一门基础知识,而是由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中国学内不属于传统研究中任何一科的各门知识混合产生,完全自成一个领域的新学科了。由于这一学科是由中国学各界专家通过不同道路进行的,因此,和对其他文学的研究比较起来。

老舍传记资料及其作品简介

一老舍是笔名;作家的真名叫舒庆春,字舍予。“老舍”这笔名就是取“舍予”的第一个字,前面加上一个“老”字。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家庭。他的生日是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日,中国人叫做“过小年”的日子。他名庆春(意思是庆祝春天)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老舍的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老舍诞生后不久,他就死在八国联军入侵的战火中。因为父亲是家庭中唯一赚饭吃的人。

“真假包公”与我的遭遇

在报社编副刊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真假包公都可爱》,是一篇临时应付版面的文章。当时一期副刊马上要出,缺一块,须写千把字补上。前一天正好看了影片《追鱼》,就凑合着写了篇观后感。

《呐喊》的骨干体系

《呐喊》是一本杂集。其中《不周山》一篇,是神话改写,和集子中其他文字显得很不协调,所以在第十三次再版时抽去了,但其他如《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上)——《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第八章

鲁迅关于文学和革命关系的思想,主要来自阅读和翻译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报刊。1925年,他在审阅未名社的文稿时,看到了《苏俄的文艺论战》一文,极有兴趣地试图由此进一步了解急速变化的苏联文艺政策。1928年和1929年,他开始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1928年日记一长列的购书目录中,有二百多项日、德、英文书籍,其中一半是马克思主义论文学、历史、社会的作品(《鲁迅全集》,第14卷,第739—48页)。思想左转以后,他极力介绍自己认为是较好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直到去世时始终保持着对苏联文学的虔诚。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下)——《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第八章

鲁迅所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编为两本论文集。《艺术论》包括六篇论文,主要取自卢那察尔斯基1903年的《实证美学的基础》,鲁迅认为此书已经可以表现作者观点的大概。其中论及“艺术与社会主义”、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当小说中的孤独者不是庸众中之一员而是真正的“独异个人”时,情况就不同了。鲁迅的这些小说较少用反讽的、造成距离的技巧,却加入了较多的抒情。在写“个人”与庸众之间的关系时,在《呐喊》和《彷徨》中似乎也有区别。在《呐喊》中,往往是将两者并置创造出一种戏剧性的紧张局面,《彷徨》中虽然也还有这种情况。

叶绍钧和契诃夫

当前,全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范围广阔的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其深刻有力的程度和所包括的地域之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情况下,每个研究工作者都深感力不胜任,深感过去老一套的方法不再能适应探讨新问题的要求。当然,以上所说的这几句话,早已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再作无谓的重复。

普实克和他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论述——《抒情诗与史诗》读后感

“献给普实克教授,由于他的工作,才使此书得以产生。”写在美国新近出版的论文集《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扉页上的这一行字,说明了西方中国学界对普实克这位先行者的崇敬。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年)是一位捷克学者。他从三十年代起便以研究中国文学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不但本人有相当数量的著述和译作,还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在他主持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