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转与发现——诗学视角分析悲剧情节建构

悲剧,是《诗学》探讨的核心,其中情节更是悲剧的关键所在。“突转”与“发现”是悲剧情节的重要手段,以此突出悲剧的人物形象和主题要旨。《俄狄浦斯王》是古代希腊悲剧的代表,《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悲剧的范本。该文通过诗学的视角分析《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的情节设计,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力图反映“突转”与“发现”对于悲剧的重要作用。

林则徐的翻译班子及所译西书西刊

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和整顿海防期间,为了解西方事务和准备制驭之方,组织一批翻译人员翻译了大量的外文书籍和西方报刊,开国人现代翻译之先河。林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所译出的材料后来成为国人第一批"开眼看世界"书籍的重要蓝本,而且,林则徐对待翻译谦虚、务实的态度,和采取回译务求翻译忠实、准确的做法,也是近代翻译史上值得一提的尝试。尽管很多学者都提到林则徐组织翻译西书西刊一事,但关于林则徐的译员、所译外文书刊、林则徐参与译事的动机及其与当时在华西人交游的关系等,则仍然有待进一步辨析。

从《中日丛报》与《中国丛报》之渊源看早期英美汉学与日本学的伴生现象

《中日丛报》是英国19世纪早期汉学家、日本学家詹姆斯·萨默斯在伦敦创办的一份英文月刊。该刊不仅仅是西方第一种将中国和日本两国放在一起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期刊,也是此前知名英文汉学期刊《中国丛报》的“续刊”,在《丛报》停刊十多年之后、下一份重要的西方汉学刊物《通报》(1890)创办之前的西方专业汉学“断绝”之际,起到了重要的续存作用;不仅如此,通过辨析该刊在创刊宗旨、内容体例等方面与《中国丛报》的渊源同异,还可发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与英国汉学之同源发生关系,以及此际西方汉学界的兴趣从“中国学”延伸到“日本学”的清晰过程。

法国华人移民的信仰与融入:关于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的调查

近年来,海外移民的生存处境、经济发展模式、精神生活以及当地社会文化的融入情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对巴黎华人天主教堂区进行社会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巴黎华人天主教群体的信仰活动特点和在融入法国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处境,如他们在保持"移入地"和"移居地"双重文化和宗教身份上的努力、在拓展生存空间和寻求精神慰籍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显著世俗化功能、群体分歧、子女教育等内、外部困境,以及对他们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和融入当地文化的反思。

《路得记》与《涌泉跃鲤》的叙事和伦理解读

《路得记》与《涌泉跃鲤》是两则在基督教和儒家传统中非常有影响的故事。本文拟从家庭生活中的婆媳关系为切入点,在对两个文本进行叙事与宗教伦理学解读的基础上,分析路得与姜诗妻这两个媳妇对婆婆情感中的爱与孝的差异与共同之处,并由此反思"爱"在基督教和儒家伦理中的意义、实践与功用,以及形成这些深刻差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原因。

晚清西方人绘制近代北京城市地图概述

1860年后,西方列强外交人员得以进驻北京,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数量日益增多,准确性逐步提高,地图种类和用途也被极大丰富。系统整理晚清时期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史料,依照地图用处、出版方式将地图分为三种,再以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和文学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方法,看北京城图所体现出的晚清中外关系以及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城市形象。

林则徐组织译书译报活动的几点考订

林则徐译事活动中的翻译班子及所译外文书刊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林译新闻报刊则一直少被研究者关注,或偶有涉及,也大多语焉不详.本文拟在清理相关中外文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一方面向上追溯林译所据外文原刊的情况,另一方面向下考察那些书刊译稿在<海国图志>中接受与流变的过程.

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

一1862年美国首任驻北京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来京向清政府呈递国书。据'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一并呈上的还有'该国圣经一本,联邦志略一本',请求递呈同治皇帝。将《圣经》与国书并举,并将它隆重地'推荐'给清政府,对当时美国这样的一个新教国家而言,并不足为奇。那么,《联邦志略》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和国书、《圣经》相提并论呢?美国人又期待它起到什么样的宣传效果?

论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和自我否定

论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和自我否定尹文涓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现代主义的重大特征是它的暴烈和偏激。一些现代主义前驱，如庞德等，曾被称为“猖撅一时的诗人”（ＰｏｅｔｓＲａｍｐａｎｔ）。ｄｉ在各个时期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中，这种偏激倾向均是众矢之的。但其中最深刻、最...

不惑的选择——孟华教授与比较文学

孟华教授与比较文学结缘始于她的博士论文。1984年，她在40岁时才有机会赴法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吉什梅教授的建议下，她选择了《伏尔泰与中国》这一题目。然而当她真正进入研究状态时，才发现自己如同闯入了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选了这么一个大家——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文学泰斗伏尔泰，是连法国人自己电轻易不敢研究的。活到84岁的伏尔泰写了一辈子的书，跟踪他的足迹，研究者需要研读的书籍资料何止成百上千；且不说52卷本的《全集》、107卷本的《书信集》是需要通读的，内中论及中国的近80部文学、史学、政治作品和200余封书信是需要反复细读、研究的，单单是为伏尔泰提供信息的“媒介”材料、时人及后人对伏尔泰的研究论著就已经多得无以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