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再审视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程序)自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遇冷,其特点、优点往往被相关制度(如附带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取代。比照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从本质上看,美国刑事辩诉交易制度与中国刑事和解制度迥异,但作为美国司法实践创新的制度,其发展过程、基本框架的很多经验值得在修改、完善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时学习。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检察官持续努力创新的产物,不是对普通诉讼程序中权力格局的彻底改变,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权力间、权力与权利的边界范围在量上的微调。

历史与文本中的中国公职律师——以《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为中心

中国公职律师从试点到现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自己试点,在省、市范围内推广,经过10余年的积累,有4种典型模式:广州模式、厦门模式、扬州模式和周村模式。这一阶段的公职律师以诉讼业务、法律援助为主要业务。第二阶段以十八大为起点,文件《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建设公职律师,以推进党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公职律师的业务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诉讼业务,还包括了立法草案、重大决策等事项的非讼业务。公职律师承担的新业务凸显了中国公职律师(制度)建设一直以来就存在问题,如公职律师的准入问题、公职律师业务范围的分类问题、公职律师的管理方式问题、公职律师的业务与党政机关决策的关系问题,仍然可能导致“聘而不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