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确定性的解放——大众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生态结构所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城市里,人们的精神生活,几乎就是跟着大众文化走的。大众文化的追求,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文化价值。随着我国每周五天工作制的普遍实行,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及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对大众文化的需求必将有更大的增长。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中国戏剧史的拓展——读《中国戏班史》

中国戏剧史是门难搞的学问,“戏班史”尤其难搞。难就难在资料的匮乏上。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优”、“娼”不分的说法。演戏的人被视为不能入“士”流的“贱”人,不仅不能入“正史”,而且杂书野史中记载也不多。既使偶有披露,也往往是片言只语。因此,欲以艺人的生活和演出活动为研究对象写一部系统的历史著作,谈何容易!可以说,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文献知识,没有披沙拣金的精神和本领,是断难成功的。发颖同志十余年来以全身心的投入,终于把一部三十几万字的《中国戏班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每个熟悉他的人,都不能不为之高兴的。长期以来,戏剧史研究,基本上是以“作品”为中心的。人们的兴趣和研究的重点。

文艺学方法更新的几个问题

一、理论准备问题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为现象世界建立秩序,是科学的一项基本任务。而科学本身的发展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内部秩序问题。近年来文艺科学领域的“方法热”,为什么很快就出现了转冷的趋势?理论界应当对此作出科学解释,从中得到启悟。我认为这种“转冷”的实质,正是客观科学秩序自身调整的一种反映。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是什么关系?方法更新与理论准备之间是否也有一个客观秩序问题?强调方法更新对于科学理论,科学体系发展的重大意义,企图以方法论问题为突破口,来寻求我国文艺学发展的出路,这不能不是近年来“方法热”兴起的主要原因。但是,与此同时。

辽宁小品笔谈

小品的崛起,是目前一个颇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认识。恩格斯谈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艺术的最终支配作用时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5—507页)“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