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价值与本土化适用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未成年人犯罪愈发呈现低龄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各地陆续曝光的低龄未成年人特别是刑事责任年龄以下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呈增多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极端化、暴力化也趋于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未成年被告人有效参与刑事审判程序研究

在我国少年刑事司法依附于成人司法体系,少年刑事案件沿用成人审判方式进行审理。由于并未真正注意到未成年被告人的现实需求,未成年人参与审判的"有限性"成为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以未成年被告人的受审能力为切入点,明晰"有效参与"审判的含义并确立相应的程序标准,进而比照这一标准对我国未成年被告人参与审判实践进行经验考察,探索从"有限参与"到"有效参与"的路径选择,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走向综合保护的关键。

刑事诉讼中的儿童参与权:内涵、性质与核心要素

在成人主宰的社会中,未成年人是被保护的对象,他们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常遭忽视。关注与保护作为基本人权的儿童参与权并促使其在刑事诉讼中逐步得到实现,既是满足未成年人的利益诉求、强化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要求,同时也影响着与未成年人权利有关的绝大部分实践。在诉讼过程中未成年人就涉及自身的事务享有获取信息、自由表达意见、与他人互动以及作出决定的权利,并催生了儿童参与权与程序参与权的异同之辩。二者虽具有共通性,但在理念基础、行使目的与保障要求方面存在差异。在多维比较中提炼儿童参与权的核心要素,应在体现这一权利背后的少年司法价值取向的同时,兼顾其与程序参与权的共性要求,围绕知情、理解、表达意见、考虑意见、给予反馈这五项核心要素形成保障儿童参与权的制度规范。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与庭审实质化

一般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实现庭审实质化。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受制于"法官控权"的消极影响,被告方的质证权难以在庭审中得到充分保障,证人出庭并不必然推动庭审实质化。解决这一困境的现实选择应当是尊重法官的庭审主导权,并给予被告方与证人充分对质的机会——从"法官控权"走向"有限的控辩主导"。

死刑案件强制上诉制度的功能与构建

强制上诉制度是慎重适用死刑的重要体现,具有救济、纠错以及限制死刑适用的功能。在我国构建强制上诉制度顺应了限制死刑的国际趋势,契合"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也是应对错判、错杀的有效方式。强制上诉通过自动开启二审程序,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上级法院的审理,这更有可能发现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及时对被告人提供救济。尽管死刑案件要经过复核程序才能做出核准死刑的裁定,但作为一种审核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实际参与有限,复核程序难以承担救济、纠错的功能。现阶段,构建强制上诉制度应当对关键问题进行改革,取消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在二审中注重对事实、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审查,赋予法官特定的"关照"义务,从而确保这一制度在我国得到落实。

沈家本与中国刑事法律的变革

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方面。他在修订刑事法律、变革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一系列举措,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体系,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大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有的刑事法律思想。毋庸置疑,沈家本在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不断实践和刑事法律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法律改革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刑讯逼供与多米诺骨牌

在刑讯逼供与冤案几乎划等号的今天,仅局限于研究冤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对冤案的形成过程加以梳理、整合,并将这一动态的诉讼程序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于公众眼前,不断强化人们头脑中刑讯逼供与刑事冤案之间特殊而微妙的联系。在刑事诉讼中,各个诉讼环节如同一枚枚多米诺骨牌,在诉讼程序启动后相继倒下,后一程序、环节看似只是前一程序、环节直接作用的结果。

沈家本清末司法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清末变法修律的技术性官僚，沈家本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亘古未有，开创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先河。对沈家本修律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其司法改革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思考。本文主要以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对沈家本的司法改革措施加以论述，提出对当前司法改革的启示和借鉴。

“一号检察建议”的法理透视

近年来,从事教育、服务等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工作的人员,利用其特定身份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频频曝出,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的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法治教育缺位等问题,向教育部发出首份检察建议书.“一号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是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有益探索.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以参与讯问为中心的讨论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形式化倾向趋于严重,这一制度背后的少年司法价值取向与我国囿于刑事司法的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之间的张力已逐渐凸显。在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办案人员、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应当基于帮教的价值目标共同参与讯问,多方主体立足于参与讯问所展开的互动合作是保障制度效果的应然关系状态。家庭模式理论可以为此提供正当性解释,经验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判断。办案人员的主导讯问与排斥参与、合适成年人的主动配合与消极旁观、未成年人的被动表达与有限参与,使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讯问的联动效应难以形成。改革的整体思路应当从权力主导转向权利保障,通过规范办案人员的具体职责,明确合适成年人的独立地位与权利义务,使其共同引导未成年人参与讯问。就此探索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家庭模式,亦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欧洲涉罪未成年人参与诉讼考察及其启示

国际社会对涉罪未成年人参与诉讼的重视得益于儿童权利保护观的深远影响。考察国际法律文件的相关条文,参与诉讼的内涵在逐步演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最终得到明确阐释。立足于法律文本形成若干参与诉讼的标准,有助于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在诉讼中更好地获得理解与表达意见。同时,这一标准也为欧洲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依据。在一定意义上,涉罪未成年人参与诉讼的状况应当被视为评价少年司法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准,就该问题的研究亦可为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参与诉讼提供一定的启示。

冲突与平衡:未成年被害人作证保护与被告人对质权行使

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作证保护与被告人对质权行使之间的冲突关系与平衡方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未成年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实践效果及其检验结果符合认知功能理论下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信息处理能力与方式的差异,从而将作证保护的特殊程序探索推上司法实践的舞台。美国平衡冲突的经验表明,对质权让位于作证保护的过程也是不断强化被害人保护的过程,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关系实际上在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与博弈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在不断产生冲突与不断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中,作证保护与对质权的关系也渐趋明晰,并形成新的标准以应对实践发展。我国对质权虚置的司法常态,造成这一冲突被长期掩盖。排斥对质权的介入而倾斜作证保护,反而会减损作证保护的实际效果。在刑事审判要兼顾国法与人情的现实下,对质程序前置与侦查询问程序重构可能是平衡冲突的一种有益探索。

涉罪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中国实践

在刑事诉讼中,涉罪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实现体现为通过表达意见来主动推进、影响与其相关的诉讼活动或决策。基于定性访谈、问卷调查与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对全国7省市12个地区的有关办案人员、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工作者、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调查,可以从知情、理解、表达意见、考虑意见、给予反馈这五项核心要素来系统呈现我国涉罪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实现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不同要素之间、同一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受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程度影响形成了差异化的实践样态。未来,应当基于实践经验针对性地提炼诉讼参与权的实现标准,助推未成年人司法的持续、良性发展。

涉罪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中国实践

在刑事诉讼中,涉罪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实现体现为通过表达意见来主动推进、影响与其相关的诉讼活动或决策。基于定性访谈、问卷调查与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对全国7省市12个地区的有关办案人员、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工作者、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调查,可以从知情、理解、表达意见、考虑意见、给予反馈这五项核心要素来系统呈现我国涉罪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实现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不同要素之间、同一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受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程度影响形成了差异化的实践样态。未来,应当基于实践经验针对性地提炼诉讼参与权的实现标准,助推未成年人司法的持续、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