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无所争”再解——兼论儒家“尊让”问题

《八佾》篇“君子无所争”章,在儒家君子人格的修养中有着重要意义。前人疏释,有将“争”字泛化的倾向。《论语》一书中,“争”字凡三见,除此章外,另见同篇“君子矜而不争”章。三“争”字均非泛指,而是有特定的指向,即指争以力,这是与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对力的贬斥相一致的。将“争”字泛化,既不符合孔子的立身行世,亦不合于《论语》之思想,还会导致儒家君子人格的贬退。与“尊让”一样,“无所争”“不争”亦有其界限,在仁与不仁、善恶之际、是非之间,君子则当充分运用其智识、言语、技艺等等据理而争。

会通雅俗:中国俗文化研究的路径与效果

上世纪初,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以“风俗”“白话文学”“民间歌谣”为代表的俗文化,在“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摆脱其长期被忽视的地位,开始受到广泛重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化研究正式拉开帷幕。然而,时至今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更有效地开展俗文化研究,仍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想就此谈一下看法。

首届九华山地藏论坛学术综述

2021年10月23至24日,以“弘扬地藏精神,践行佛教中国化”为主题的首届九华山地藏论坛在安徽池州九华山举行。洪修平、张志刚、成建华、李建欣、湛如法师等近百位专家学者及高僧大德与会。本次论坛收到的学术论文近50篇,举行了两场高峰对话。学者们围绕论坛主题,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所长出发,对佛教中国化、地藏信仰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高屋建瓴、引人深思的论断,亦不乏细致深入的考证求索。

其事小,其功著——讀王叔岷先生《孟子斠理》

一王叔岷先生是當代斠讎大家。自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至90年代末,在半個多世紀里,先生將他的主要精力傾注在了古籍校勘工作中,先後出版了《諸子斠證》、《劉子集證》、《陶淵明詩箋證稿》、《顏氏家訓斠注》、《史記斠證》、《莊子校詮》、《左傳考校》等多部校勘名著,還撰成《斠讎學》、《斠讎學别録》等總結斠讎方法、探討斠讎規律的理論性論著,其沾溉學林,可謂良多.叔岷先生曾説:

“无为”还是“有为”:禹与儒家的政治传统——从《论语》的一则异文说起

《论语·泰伯》“巍巍乎”章的一处异文是“舜禹”还是“舜”,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联系《论语》其他篇章和《尚书》《孟子》等儒典,可以发现,该处异文关联着儒家评价上古圣王贤臣政治传统总结出的两种倾向:一是以尧舜为典范的无为,一是以禹为典范的有为。在儒家看来,无论无为还是有为,都是“人之道”而非“天之道”,其主体都必须敬慎戒惧、选贤任能,只不过在不同时势下各有侧重而已。不同于道家将无为的主体确定为帝王君主、有为的主体系之于臣下,儒家认为,政有大小,均需“为政以德”,根据情势而侧重无为或有为。道家尊无为而卑有为,但无论有为还是无为,只要救民于水火、乂安天下,孔子都给予了极高的赞美。这也体现出孔子儒学警惕“远人之道”,提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理性精神。

仁智关系及君子人格——《论语·雍也》“井有仁”章再解

《论语·雍也》"井有仁"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论语》中难以解说的篇章之一。前人在解说此章时,未能深入分析宰我提问的背景、主旨及其逻辑缺陷,故在异文辨正和相关词语的疏释上缺乏明晰的思路,甚至落入宰我的逻辑陷阱之中。本章宰我"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的设问,旨在讨论"仁者从仁"绝对性的问题,故无论"井有仁"还是"井有仁者"可并通,但宰我将其绝对化。而孔子的回答,在彰显其逻辑缺陷之外,主要从君子之自我修为及人我关系方面予以了回应,既强调了对"仁"的选择、追随与坚守,又强调了"智"在君子人格中的重要意义,还凸显了孔子对以绝对化面目出现的"远人之道"的警惕。

社区护理对糖尿病治疗依从性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目的分析在为糖尿病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过程中社区护理对其治疗依从性和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本次研究将2018年2月-2019年2月期间在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患者94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7例,研究组给予社区护理,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血糖控制水平以及生存质量。结果研究组治疗依从性为95.7%,高于对照组的83.0%;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分别低于对照组;在生理、心理、社会、环境领域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运用社区护理为糖尿病患者实施护理服务可以有效提高其治疗依从性、改善血糖控制水平和生存质量,值得进行临床推广应用。

从“隐恶扬善”看儒学普及化中存在的问题——以王梵志诗、《太公家教》为中心

王梵志诗有云:"见恶须藏掩,知贤为赞扬。但能依此语,秘密立身方。"相似的表达亦见于敦煌本《太公家教》:"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又:"闻人善事,乍可称扬;知人有过,密掩深藏。"其中关于"隐恶扬善"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来自儒家典籍,但溯源不足。《论语》中"恶称人之恶",《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孟子》"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等等,应是其远源。但是,梵志诗及《太公家教》的说法是对以上经典的误读和扭曲,若以此行事,极可能成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当然,对"隐恶扬善"的误读和扭曲并非始于王梵志诗和《太公家教》,儒典的历代注家亦难辞其咎。不过,以二者为代表的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却放大了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以后国民性的建构。故在儒学普及化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民间文化(小传统)对儒学相关观念的绝对化或非理性表达,更要注意清理精英文化(大传统)对其的误读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