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法律职业伦理的局限性:简史、批判和基础回归

政治共同体面临着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然而,现代性最常见的一个条件是多元化的合理信念,这些信念关乎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还必须处理对规范性争议的解决产生影响的事实其相互矛盾的证据和不确定性。

人工智能在法律实践中的前景与局限性

人工智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在以前被认为是人类智能具有决定性优势的任务上胜过人类。计算机技术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法律实践。因此,律师可能很想知道,他们是否会很快被计算机取代。本文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从法律的本质入手,阐述法律作为提高人类伦理能力的一种手段,如何在回应问责的要求方面给出理由。道德理由的给出反映了两个主体之间对自由平等的相互认同。考虑到分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条件,法律只是在更大范围内使给出理由的过程成为可能。律师的核心职能是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对足以影响他人利益的行为给出正当理由,从而增强法律的实际权威。本文回顾了机器伦理的研究现状和人工道德主体的发展,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技术在设计出一个能满足权威和问责要求的计算机系统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构成了自由民主政治共同体中律师的核心职能。

美国法律职业伦理哲学:温情的历程

美国法律职业伦理理论的现代主题,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段简短的历史发展中,其理论研究可划分为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呈现了有关道德哲学的主题,关注的是普通道德与律师角色道德之间的冲突;而“第二次浪潮”关注的是法律代理在维护和促进多元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将第一次浪潮的出现,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更大的社会运动。在结论中,我们根据行为法律职业伦理、美德伦理或信托理论,推测法律职业伦理理论第三次浪潮的可能走向。

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

导论涉及律师的惊人丑闻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律师的不当行为导致或加剧了水门事件、储蓄和贷款崩溃、公司会计惨败(它引起20世纪90年代科技股暴跌),以及无数突出的危害。但就其厚颜无耻和惊世骇俗而言,很难超越美国政府精英律师试图逃避国内和国际关于禁止酷刑的法令的做法。美国在“9·11”袭击后不久对阿富汗的入侵,导致许多可能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被拘留者被抓获,他们可能掌握有关该组织结构、人员甚至未来恐怖袭击计划的信息。因此,布什政府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对军方、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政府人员和民间承包商使用的审讯手段加以限制。国防部官员和总统顾问自然会求助于律师,来解释和适用关于囚犯待遇的国内和国际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