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四谛”略议

在中国,佛教与茶结缘甚早,禅宗兴盛以后,更形成了"茶禅一味"的佳构,为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茶道重自然,轻礼法;重精神,轻形式;日本茶圣千利休总结出"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谛",促进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形成。韩国茶礼亦有"四谛",略近于日本茶道精神。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致力于总结具有华夏特色的"茶道四谛"。诸家"四谛"之说,如出于开悟众生的方便,亦无不可,若要从中拣择,定出一尊,便索然无味,有违禅宗精神。

寂护的判教与道次第思想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核心概念,体现在佛教修行的见、修、行、果等各个方面。寂护作为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者,在"见次第"方面树立了典范。他把有部、经部、唯识、中观思想按次第排列,为佛教徒的见地修证搭建了步步升进的阶梯。他把中观思想彻底地贯彻在教判之中,奠定了西藏佛教教理判摄的基本格局。受其影响,"中观"、"渐修"等词汇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标识。

巴蜀禅师的“文性”——以圆悟克勤为例

巴蜀地区文教事业发达,佛学典籍流通广泛,僧人在文字方面用功甚勤,禅师常常显示出"文性"。从禅宗的立场来看,"文性"与一般的"讲经说法"不同,它指的是借助经典和文字来进行修行的方法的特点。"文性"可能导致"文字障",但通达了禅法的人,又可以"文字般若"对禅进行阐释,焕发佛法的生机。没有巴蜀禅师的"文性",中国禅宗史将会改写。因此,巴蜀禅的"文性"有其宗教贡献、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

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以李翱《复性书》为例

李翱的"道统论"可以说是思想大转折时期进行创造性的学术转换的一个经典案例。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具体因缘,一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佛教天台宗"法统"的创立者之一梁肃的影响,一是他所参拜的禅师们的启迪。李翱的道统论,继承了天台宗法统思想的三个特点:(1)"复性"的主题,(2)遥接远祖,(3)法统断绝引起的悲情。梁肃、李翱等人的相关文字,明显同一情调。其《复性书》的内涵,是以不同于传统儒家的新范式表达的心性论,但并没有离开儒家的本位立场。他以自己"发现"的《中庸》等经典为依据,以"性情"关系为基本结构,以不同于以往的"事解"的"心通"为释经方法,为儒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智度论》对“菩萨禅”的论述

《大智度论》立足于"诸法实相",以阐明大乘菩萨思想及六度等宗教实行为目标。对菩萨禅的论述,是其重要内容。菩萨禅的最大特点,体现在"菩提心"上。菩提心是菩萨禅区别小乘禅的标志。修行菩萨禅的原理,是"从空法起禅定",即是把"空"和合各种具体禅法而修。在修行过程方面,本论所主张的是渐修。禅定的目标是证悟实相,以"无生法忍"的证得为"菩萨禅"的出借阶段。在其高级阶段,入金刚三昧,用"一念相应慧"得一切种智。

宗喀巴大师对“支那堪布遗教”的批判

"支那堪布"即吐蕃宗论中的汉僧摩诃衍。其遗教即藏传佛教中因之流衍而出或攀附于彼的种种修法。"支那堪布"在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中只是一个修辞符号,他的批判,除了超越自己修行过程中所受教法的影响外,主要是清理同时代藏传佛教中种种"不如法"的势力。所破之义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赞无分别,(2)执著住心,(3)破观察慧,(4)毁谤世俗。这四大"遗毒",以赞叹无分别为核心,依中观应成派教理而破斥。这一批判,反映了印藏佛教传统中班智达和瑜伽士修行路线的矛盾,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对于导正佛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萨班对“汉传大圆满”的批判

萨迦班智达所谓的"汉传大圆满",包括了禅宗、噶举派、噶当派、断派、希解派、宁玛派等派在藏地传续的教法。他的批判,立足于经律论三藏和印度正统,目的是破斥种种不如法的乱象,导正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因为具有权威性,它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布顿、宗喀巴等历代大师都接踵发挥。历史地看,萨班的立场反映了印藏佛教传统中班智达(经院派)和瑜伽士(修传派)的矛盾,既合理合法,又不失偏颇。从汉藏佛教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萨班借重"吐蕃宗论"这个典故来描绘后弘期的情形,激活了这一历史话题,给藏传佛教新兴教派之间的关系打上了"中印之别"、"古今之别"和"显密之别"的烙印,将吐蕃宗论时期的宗教格局嵌入了后弘期,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方向产生了影响。

观音信仰初传吐蕃

观音信仰在松赞干布时期传入吐蕃,学术界对此有一些异议,但根据中国的吐蕃和汉地,以及尼泊尔等国佛教交流的史实、当时的经典翻译、流传的著作、赞普的名号,以及一些文物古迹,可以判定,这是有根据的。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传入观音信仰,跟此前吐蕃人的信仰,尤其是他们对于生命实相的追求、体验、探究有密切的关系,也跟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周围地区传播的整体态势有关。观音信仰的传入,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建立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吐蕃宗论的和会

8世纪末期拉萨展开的吐蕃宗论,在世界佛教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关于它的内容和结局,《拔协》所记载的摩诃衍败北的结论仍然在学术界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建立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无垢友、毗卢遮那等人对宗论的和会,却为我们理解宗论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他们的行为说明,吐蕃宗论是当时的大师们为了弘扬佛法而演出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戏剧。这场戏主题深广,对人类智慧有无尽的启迪作用,千余年来一直引人深思,回味无穷。

PdCl_2-CuCl_2体系催化氧化环戊烯合成环戊酮

在Pd盐-Cu盐催化体系作用下,以环戊烯为原料,经Wacker催化氧化反应合成了环戊酮;考察了催化体系中不同阴离子的Cu盐及Pd盐对氧化反应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催化体系中Cl-的存在有利于提高环戊烯转化率和环戊酮选择性,这与Cl-和Pd2+的配位效应以及Cl-桥的电子传输作用有关,其中PdCl2-CuCl2催化体系的催化效果最好。同时考察了乙醇与水的配比、CuCl2与PdCl2的配比、环戊烯与PdCl2的配比、反应温度、反应时间、氧气压力对氧化反应的影响,得到了PdCl2-CuCl2催化体系下的优化工艺条件:反应温度70℃、氧气压力1.00 MPa、反应时间6 h、乙醇与水的质量比9、环戊烯与PdCl2的摩尔比2 000、CuCl2与PdCl2的摩尔比25。在此条件下,环戊烯转化率达94.58%,环戊酮选择性达74.33%。

龙树经论阐释的特点——以中道思想为视角

龙树的著作,是大乘经学的代表性作品。龙树结合当时流行的大乘经典和印度主流学风,提炼出"中道""八不""二谛""中观"等范畴,既回溯了释迦牟尼以来的佛教传统,又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这一传统。他从经典中提炼出来的论证方式也颇有特色,其论述的内容和论证的逻辑都是随缘而立、而破的,从根本上说都可以消解。这种阐释方式与现代阐释学探寻生活的可能性不同,龙树的中道思想以"不生不灭"为特点,具有明显的出世之道的特征。

端乙烯基硅油合成工艺对灌封胶储存稳定性的影响

以二甲基环硅氧烷混合物(DMC)为原料,二乙烯基四甲基二硅氧烷(乙烯基双封头)为封端剂,通过四甲基氢氧化铵-碱胶催化平衡合成了低黏度端乙烯基聚二甲基硅氧烷(V-PDMS),以此为基料制得加成型电子灌封胶;研究了不同脱低及冷却工艺对灌封胶黏度、操作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鼓泡脱低方式制得的端乙烯基硅油制成灌封胶后,灌封胶性能各有优缺点,实际应用中可考虑采用空气鼓泡工艺,并适当控制鼓泡的时间,引入适量硅羟基,以获得操作时间稳定、灌封操作性好的灌封胶。

评《当代人问佛教思潮》

人问佛教已经成为20世纪海峡两岸佛教界的主流思潮，却仍然面临着种种机遇、挑战和问题，甚至还存在着颇多争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邓子美、陈卫华、毛勤勇三位学者奉献的《当代人间佛教思潮》，可谓迄今“最全面、最系统而且也是很有特色”的学术成果。该书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竺道生早年的顿悟思想——以《注维摩诘经》为主

竺道生以其“大顿悟”义而彪炳史册。后世人多就《涅槃经》“佛性论”来谈竺道生顿悟义,固然有利于深中肯綮,但也容易忽视道生顿悟论的丰富性。道生接触佛性思想是在418年6卷《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后,此时的顿悟思想可名之“佛性顿悟说”。然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顿悟思想。道生在长安求学鸠摩罗什期间注疏《维摩诘经》的过程中,基于大乘“实相”观和“理”范畴提出了不同于“小顿悟”说的“大顿悟”义。此大顿悟以不二法门为原则,以实相为依归,可称之为“实相顿悟”说。

精密传感器用硅橡胶的研制

以挥发分质量分数为0.2%的二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为基料,二甲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为稀释剂,采用添加粉体总质量5%的经六甲基二硅氮烷处理的超纯石英粉为填充性粉体材料制得脱醇型室温硫化硅橡胶。该硅橡胶电阻率为1.7×10^(15)Ω·cm,盐雾试验和水煮试验表明,该产品满足精密传感器的要求。

提高LED封装胶抗老化光衰的苯基乙烯基硅树脂的制备

以苯基三甲氧基硅烷、甲基乙烯基二甲氧基硅烷、二甲基乙烯基乙氧基硅烷、二苯基二甲氧基硅烷、二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等为原料,制备苯基乙烯基硅树脂;并作为增粘剂加入LED封装胶中,用于2835支架的封装.研究了苯基乙烯基硅树脂的乙烯基质量分数、端乙烯基与总乙烯基的量之比、平均摩尔质量对采用该封装胶封装的2835支架的硫化光衰的影响.结果表明,当苯基乙烯基硅树脂乙烯基质量分数为6.5%,引入侧乙烯基与总乙烯基的量之比为65%,苯基乙烯基硅树脂平均摩尔质量为350000~380000 g/mol时,采用该封装胶封装的2835支架的抗硫化光衰效果较好,光通量衰减均不超过10%.

萨班对摩诃衍遗教的批判

David Seyfort Reugg说,摩诃衍在吐蕃僧诤中失败的记录系萨迦班智达伪造的。其实,萨班在这个事件上的说法之所以成为一种权威,并不在于基本事实上的出新,而在于他的论述有力。他较早站在因明的立场来分析双方的"见地"与"修行",立意既高,便影响深远。萨班对摩诃衍和大手印的批判,我们不应该仅仅评判其是非,而应关注他的出发点,即他所面对的藏传佛教的因缘。他的体系完整、次第井然的教言不仅满足了藏族社会的需要,而且一度成为大元帝国用来维系各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从《楞伽经》看吐蕃僧诤

公元792-794年在拉萨发生的"吐蕃僧诤",反映了中印佛教界在发挥经典方面的创造性。莲花戒所属的中观瑜伽行派、摩诃衍所属的禅宗,都倚重《楞伽经》来组织各自的教理和修持体系,但各有千秋。莲花戒强调"菩提心"和"妙观察智"的作用,主张按照道次第修行。摩诃衍则依据"佛性本有,非是修成"的原理,主张顿悟。然而,依据《楞伽经》,二者之间是可以会通的,两个体系可谓同源而异流。

桑耶寺的香火——《禅定目炬》和《拔协》对吐蕃宗论起因的不同叙述

关于吐蕃宗论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都深受《拔协》的影响。然而,这是一本晚出的史料价值令人质疑的著作。新近翻译出来的吐蕃时期的藏文著作《禅定目炬》,则对事件起因和结果作了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叙述,给这个耗费了几代汉学界和藏学界精英心血的课题带来了全新的视野。特别重要的是,它指出了拔.塞囊,通常所说的《拔协》的作者,给吐蕃佛教带来的"障难"。结合相关资料分析,可以推断,拔.塞囊和娘.定埃增等人对吐蕃佛教发展道路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吐蕃宗论的产生。摩诃衍、莲花戒等人,都是被动地卷入其中的。而拔.塞囊的障难,源于他对佛教本质精神的疏离。他看重桑耶寺的象征意义和世俗基础,最终给佛教带来灾难,这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