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的社会控制——以两则文字狱为中心的考察

文字狱是清帝对自身权威进行彰显的手段,亦是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政治表演,通过对涉案人员不同的处置结果来对民众进行引导。乾隆四十五年所发生的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案与四十七年的海富润携带回经五种案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呈现。魏塾被斩决,海富润则被释放,鉴于海富润此前在各处进行游学,清廷此后暗中加强了对游学与教坊的限制。通过文字狱与宣谕的方式,清廷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也禁锢了社会活力,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窒息的氛围中。

绅士的分裂——试析阳大鹏之变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战败,需要向英军支付大量的赔款,而国内正常的税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加大对民间财富的汲取。在耒阳,因先天的自然环境因素,抵御地方灾害的能力较弱,而该地所承担漕粮又十分沉重。因此,在段拔萃京控失败被押送回耒阳后,地方狱吏欲致其死命,段拔萃的族人展开了一系列营救行动,激化了地方官与民之间对立,最终导致了阳大鹏等人的起事。阳大鹏与段氏族人在地方设立公局征收赋税,招募乡勇训练,并试图直接控制县城,这一过程中很多下层生监亦参与其中,这与此前绅士在地方表现极为不同。时人多认为在地方上下层绅士对赋税的包揽酿成了地方激变,道光时下层绅士为维护地方利益,直接与官府进行对抗,这一事件或成为在日后太平天国时地方绅权扩张,逐渐脱离官方控制的先声。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史暨第二届甘青民族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对历史时期边疆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史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对边疆地区及边疆民族历史、文化与宗教的认识,更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部,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汇的区域。这里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史的一个缩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基于此,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史及甘青民族走廊历史文化的研究,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

试论清初绿营武职养廉银

绿营作为清朝所掌握的重要军事力量,在清初参与国内战争及战后保卫地方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然绿营军的俸饷却十分微薄,将领们继承前明的“随役影占制”,虚冒兵士人数以增加收入。但这造成了在军队中额兵与实兵二者并不相符的情况。从康熙时起清廷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历经了康、雍、乾三朝,完成了绿营将领名粮到养廉的转变,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彻底改变绿营的糜烂,在嘉庆时期绿营的无能表现更甚。

近二十年国内明清绅士研究概述

绅士是在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治下所造就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处于国家和民众间,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中介,在地方上发挥着很大作用。近20年来,区域史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使绅士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

雍正时期曾静案及王朝正统性考察

清入关前就面临着人数上劣势、文化上落后的局面。有清一代满汉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军事贵族力量不断衰弱,进而统治者更多地转向了文治。边地书生曾静指使学生张熙投书岳钟琪图谋反叛,二人并未被以谋逆处死,雍正将二人赦免放回湖南,同时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如此处理的方式,可以作为对雍正王朝正统性强化的一个切口进行探讨。

试论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统治地位的确立

中国历代王朝多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思想,这与国家统治需要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达到统治的目的,从而选择某种学说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儒学则满足了这一需求;经历代儒士的不断改造,从而满足了政权的需要,被历代的统治者视作是国之大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