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思-展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犯罪学研究——以十年间582份判决书中200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为样本

我国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义学的层面,有关犯罪学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但犯罪学研究能够为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实招”。通过对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582份判决书中200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实证分析,探寻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核心要素。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犯罪主体特定化、获利方式多元化、关联犯罪复杂化等特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针对性防治应当从特定人群的精准控制、特定手段的技术加持、特定财物的全面处理、特点行业的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入手。

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

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愤怒与焦虑,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此起彼伏,《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民意予以积极回应,并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处理。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关系到多学科的科学评估和理性探讨。在我国应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根据刑罚的局限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救济措施的多元性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律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低龄化的主要手段。在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合理适用教育惩戒措施,增加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法律层面应对犯罪低龄化的基本思路。

刑事审判公开原则之坚守与被告人隐私权保障之提升

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却忽视了对被告人隐私权的保障。这不仅给被告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违背了基本的法治理念。从法理逻辑上看,被告人平等地享有隐私权。虽然在庭审过程中对被告人隐私的公开是不可避免的,但对隐私在庭审外的公开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要在继续坚持审判公开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规制法院、新闻媒体与自媒体在公开审理案件中的公开行为入手,保障被告人的隐私权。

论我国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策

民事执行,作为私权实现的重要途径,不仅决定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更关乎国家裁判的权威性与威慑力以及人们对国家的司法乃至法制的信任程度。大量涌现的"执行难"案件不断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工作,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对"民事执行"进行了定义后,总结其特点,并对其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归纳了解决"执行难"的对策,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为更好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执行制度提供可行性的帮助。

我国刑事有证搜查制度之反思——从苹果“叫板”FBI事件说起

苹果公司与FBI在搜查嫌犯Farook手机一事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相同的事件倘若发生在我国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两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差异所导致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的隐私变得愈加脆弱,但我国仍未能建立有效的刑事搜查制度,致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处于危险当中。在当前司法体制之下,可以构建"准司法审查"模式以起到暂时性"分权制衡"的功用。非实质性的程序性改革不足以解决搜查权滥用之现状,应当以实体性改革为重点,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设立明确且特定的限制条件才能真正回应保障人权之需要。

违禁物没收研究——以《刑法》第64条为切入点

违禁物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通用概念,违禁物是在相应客观条件之下,依其性质或状况,对公民、社会以及国家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品。违禁物的危险性是其本质特性,违禁物没收的核心在于其自身危险性的认定上。因此,违禁物的没收并不依赖于刑事不法行为的存在,应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违禁物的没收涉及公民的财产权利,对违禁物没收应当注重违禁物的认定方法,减少违禁物没收的限制条件,明确对无违禁情形第三人的保护。由于违禁物具有易变性,在违禁物同其他客体发生冲突或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违禁物的没收。

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认定及刑法规制--以FIBA篮球规则为切入点

我国竞技体育赛场中的恶意犯规频繁出现。从2010年至2019年中国篮协与中国足协作出的133个“违规违纪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若抽离出竞技体育赛场,部分恶意犯规行为已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而行为人却并未承担刑事责任,这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错误的宣示效应,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刑法的缺位源于刑法理论的错误适用及竞技体育行业的过度自治。恶意犯规的本质为故意伤害,对恶意犯规的认定要在具体竞技体育项目的语境下进行。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刑法的介入应当以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为宗旨,只有满足相应前提条件、时间条件、主体条件、限度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在《民法典》确立“自甘风险”原则、促进全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背景下,建立事前预防、事中介入、事后处罚的长效机制才是惩治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基本路径。

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的若干问题研究

网络谣言之危害显而易见,并随着网络的普及而逐渐扩大。刑法在规制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致使其不足以遏制网络谣言蔓延之趋势。因此在明确网络谣言内涵之基础上,提出合法合理之建议以求得根治网络谣言之成效。

犯罪所得没收中的被害人保护

在犯罪逐利化的发展趋向与"经济犯罪、经济解决"的立法趋势下,有关刑事没收制度所承担的剥夺与犯罪密切相关之利益的机能被很多国家和地区重新审视。犯罪所得没收中的被害人与传统意义上的"被害人"存在差异,其仅指因犯罪使得个人法益受害形成民法上请求权而得向犯罪所得之人取回财产性利益之人。被害人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维权途径模糊不清。应当确立并强化犯罪所得没收中被害人的救济途径,使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犯罪所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体现了对正常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的保护。被害人享有回复请求权,以保障其财产权。善意取得与回复请求权冲突的本质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优先保障的位阶矛盾。除特殊情况外,应当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看“孙杨抗检”事件

“孙杨抗检”事件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裁决并发回重审而告一段落。回顾事件发展脉络,可以厘清国际泳联、国际兴奋剂检测与管理公司、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与该事件的关联关系和权责划分。在兴奋剂检测样本采集程序中,孙杨与采样人员的法律关系因国际泳联的授权委托而建立,采样人员的资质牵涉到运动员的重大人身权益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未提供明确授权和资质证明的样本采集属于程序违规,无法期待孙杨配合样本采集工作。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程序中,有关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品格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并未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孙杨抗检”事件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在辅助人才建设、法治精神培养和反兴奋剂重视程度方面存在不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改革也刻不容缓,避免落入“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窠臼。

海峡两岸紧急搜查制度之比较——从苹果公司“叫板”FBI一案说起

海峡两岸在处理刑事搜查语境下的"定时炸弹"假设时,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结果。相较于台湾地区而言,大陆的紧急搜查制度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处境当中。紧急搜查同其他类型的无证搜查相互杂糅,致使其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而且大陆还未能设立相应的事后审查机制来对紧急搜查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监督,这都将导致紧急搜查权的异化。只有在积极贯彻比例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紧急搜查的独特属性单独分类并进行层次上的划分,构建相应的事后审查机制,才能保证紧急搜查制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凤凰古城收费事件行政法分析

凤凰古城自收费以来饱受社会各界热议,凤凰县县政府收费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了多方质疑。然而对于凤凰古城收费行为的正当性却没有一个较为理性的定论。故应在明确凤凰古城收费行为的法律属性后,对该收费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理性分析,从而得出较为客观之结论,并对此事件进行反思,望达到合理解决此次收费事件与公民权益得到合理救济之目的。

台湾地区庭审录音录影公开规则的修改及其对祖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对有关庭审录音录影公开的规定争辩不断,究其理论根源,一方面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权同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及知情权之间存在冲突,另一方面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权同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之间存在冲突。台湾地区"司法院"对相关规定不断进行修正,以满足司法公开与隐私权保障之平衡。反观祖国大陆的庭审录音录像公开规则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在优先保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运用比例原则,纾解大陆在庭审录音录像公开与隐私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可行性研究——基于特别没收的独立法律效果

近年来,"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发展理念引发学界关注。受"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的影响,"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得以形成。对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特别没收的法律定性不明,影响了其法律意义和现实价值。刑事制裁体系的思维构想应当建立在"行为""行为人"及"附带效益"三个面向。在"经济犯罪、经济解决"的立法趋势下,"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应当以刑罚、保安处分和特别没收为基础,其构建的具体路径是:明确特别没收的独立法律效果,协调特别没收与行政没收的关系,将特别没收规范与刑事没收程序加以融合。

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的法理基础、模式转变及技术操作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机关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和处理极为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比皆是。“促进联系理论”及“关联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应采用“直接专门理论”。供犯罪所用之物为专门用以实行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具有直接关联的物品。基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行使界限,公权力机关有权将供犯罪所用之物与特殊的供犯罪预备之物予以没收,但不包括犯罪行为结束后所使用的财物。除违禁物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物品外,供犯罪所用之物被用于犯罪行为前属相关权利人合法所有,对相关财物的没收要遵照比例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进行。我国《刑法》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模式存在缺陷,应由义务没收转向职权没收。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应当以故意犯为限;对于不同权利主体(行为人与第三人)应区别对待;对共有物、主从物、不动产应予以特殊考量。供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与没收分属不同层次,我们应参酌和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经验,在认定供犯罪所用之物的基础上,确立没收的具体判断方法,从而保障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并发挥没收惩治犯罪与规范财产秩序的效用。

论民生刑法的边界——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人本主义的发展、民意立法的加强、倾斜保护的提升让民生权益的立法实现成为可能。《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实施,体现了刑法对民生的保障,展现出刑法理念的变化。刑法对于民生的保护,应当做到既不缺位亦不越位,才能真正地将民生问题的刑法保护落到实处。民生的内涵极为丰富,对民生刑法的过度推崇可能会导致刑法的非理性扩张,从而架空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应当理性对待民生刑法,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科学立法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则,防止刑法过度扩张、民意操纵立法、利益出现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