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程序意蕴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程序的视角观察可见:一方面,地方的国家机构有权提出中央需要研究、回应的议程;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在最后环节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主动性、积极性”区别于“灵活性”。“灵活性”与“原则性”相对,意味着制定特殊规则、采取变通措施。国家机构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仍可一致地解释。两种民主集中制都允许从属方提出意见,而主导方仍可拍板定案。

党内法规性质再访

关于党内法规性质的论争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党内法规的“法”属性得以确立,党内法规被认为是“广义的法、独特的规”。在当前所处的第二阶段,论争的焦点则是党内法规是否具有“高级性”“实定性”“内部性”,其关键在于,要说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实定法的具体异同。在引入第三个比较对象,即“工青妇”等三大人民团体所制定的专门规章制度后,可以为该问题的讨论提供新的论证思路和经验证据。通过比较可见,党内法规和人民团体规章更为相似,二者与国家法律明显不同,今后应更加强调党内法规的“独特性”。

党内法规的二重属性:法律与政策

党内法规既有法律的一些特征,又有政策的一些特征,是具有法律与政策二重属性的规范性文件。基于它的法律特征,在广义的"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对立中,党内法规可以纳入"法"的范畴,是事实上的行为规范,在某些重要领域发挥着骨干作用;基于它的政策特征,在国家法与党的政策的对立中,党内法规应当属于政策的范畴,反映新鲜经验且须具有较高的前瞻性。表现出法政二重属性的党内法规,不是法律文件和政策文件的交集;不是由政策向法律过渡的中间产品;不是片面追求形式逻辑的封闭自洽系统。法政二重属性要求党内法规的管辖范围、制定程序、结构形式和适用方法都区别于国家法。

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问题——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比较的视角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同类问题时进行指导。在对其参照适用过程中,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所有部分应全面参照,而非像各级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那样,仅参照其裁判要点。在具体参照方法上,判断何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可以部分比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所采用的类案判断方法,从争议焦点入手判断待决执纪执法案件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并由执纪执法者自行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中提取处理规则进行参照。但是,提取出的规则不得违反相关党内法规的规定,其参照适用范围不应超过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本身规定的情境。

自治条例并非民族自治地方“小宪法”

我国学界素有研究者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为该地的"小宪法",这一观念可能对实践中处理自治州自治条例和该州地方性法规的关系产生影响。考虑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现有自治条例的内容,自治州自治条例对当地的地方性法规并无概括的凌驾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虽然具有综合性,但实质上是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法和执行职务的办法。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事项"上,州自治条例如没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变通",则应当适用州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在实施成文宪法的单一制国家,宪法渊源的范围不宜随意扩大。称自治条例为某民族自治地方的"小宪法"并无妥当的法律意义。

法学新古典主义:传统法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法学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法哲学予以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它试图赋予古典法思想现代的分析的形式,促使其以新型且系统的表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实践理据。作为对待古代精神的一种态度和对之处理的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区别于历史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新经学。相对于历史社会学将中国文化传统视为现代西方"异类"的态度,法学新古典主义力求展示文化、学术传统的内部多元性;相对于法律思想史将古典法思想视为博物馆珍品的态度,及其将思想还原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重视古代作者思想的个体自洽性,以及其可能为当代人提供的实践理据;相对于新经学视文化学术经典为当然权威的态度,及其原旨主义的文本解释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承认经典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但是古代的经典作者并不能凭借原有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身份直接凌驾于任何当代对话者之上,他们所创造精神产品的价值仍然有待于根据其表面意思予以重新评价。

柴进的铁券:条约立宪主义学说及其挫折

条约本是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但据说也能发挥宪制作用甚至成为宪法渊源,这是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肯綮。通过对四国五个案例和中英两大宪法学传统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产生虽然有其特定的法制、认识论和政治条件,着力勾画为"条约"所保护的"历史权利"及其背后的规范世界,但站在实定法的立场上评断,条约立宪主义所重视的"条约"并不具有凌驾性,它们并非所在宪制的组成部分。对古老"条约"的重新发现,乐观地说是重奏一曲法制史学的悠扬挽歌,悲观地说只是效果堪虞的政治活动,就好像《水浒传》中柴进要祭出祖传"丹书铁券"来对抗朝廷差遣。

博文而有耻:顾炎武的法哲学

顾炎武被认为是“清学的开山祖师”,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如果赋予顾炎武的古典思想以现代的分析形式,可以发现,“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两个短语概括了顾炎武的哲学宗旨。遗憾的是,前人讲“博学于文”多,而“行己有耻”似乎只是简单的“道德底线”“民族气节”而已。即便是“博学于文”,前人也只当作一种治学方法,跟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仿佛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博学于文”确立了体现古人经验的制度的重要性,而“行己有耻”则指个人须对已有的经验和制度进行甄别。而所谓“耻”,实际上即对名誉及公共评价的重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有机结合,才是顾炎武所提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亦即其法哲学的核心内容。

公职人员:监察法的独特概念

我国的监察法规将实施监察的对象界定为“公职人员”,并没有使用国家法和党内法规中常用的相关概念。现行宪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扩容,此后其外延又被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继续拓展。如果将监察对象直接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即职务犯罪的主体,那就意味着监察法在最根本之处和刑法牢牢绑定,这并非监察立法应当追求的效果。而“干部”主要是一个党内法规概念,兼有“人事档案意义上的干部”和“党政领导干部”两义。前者并不一定行使公权力,而后者又不能囊括所有行使公权力者,均不适宜充当监察法的基础概念。

重温明清之际的地方自治学说

中国古代在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框架下所提的地方自治学说,特别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观点,仍影响着包括法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地方统治者世袭,至少要由本地人治理地方社会,而后者的实施则依赖流动性较高的普通官僚。支持封建制的理由包括:其可防范和化解中央政权的危机,减轻人民负担,本地统治者更加亲民等。支持郡县制的理由则包括:封建制加重人民负担,导致外侮,使人才无法脱颖而出等。民初以来,学界一般认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地方自治设计意在限制君主权力,而忽略了他们的创见实际是结合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势,利用边疆的地方政权抵抗外来侵袭。这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颇值得重视。至于对抗专制统治,则并非此种地方自治的主要意图和现实功能。

不容然后见君子——读苏亦工教授的《天下归仁:儒家文化与法》

清季变法改制已降的百余年,是中国法总体上日趋"现代化"的历史时段,也是其与中国固有文化逐渐脱榫甚至相互冲突的痛苦过程。"在全球化大潮波起云涌的今天,我们应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517页),成为每个眷恋固有儒家文化,思考现代法律困境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清华大学苏亦工教授多年来精治乙部之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考”

本文研究了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历史过程,在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等学说的比较中,揭示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些特征。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并非“民族文化自治”或者“高度自治地方政府”:它照顾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但并不是处理民族文化事务的专门机构;它划分出拥有一定自治权力的地方行政区域,但不能依照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当地占有人口优势的某一个民族垄断自治权力,不能形成由民族干部、知识分子控制的所谓“民族化”政权机关。只有认识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独特性,才能正确推动它继续发展。

从逨鼎铭文谈起

中国文明之历史绵长、载籍丰富为举世所公认,但一般而言,世人重视传世文献较出土文献为多。近世所谓“科学方法”传入东土后,海宁王静安先生遂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勘方能得到比较确实的结论,此说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譬如法庭取证,如能以书证附以物证或鉴定结论,自然证明力度更强,此固毋庸赘言。然而利用出土文献殊非易事,利用先秦文献须有小学训练,利用中世文献须知欧亚(Eurasia)语文,乃至近世更应有社会科学知识方能使出土文献发挥实效。三代为陈寅恪先生所不言,笔者何敢造次,唯有经年所得毫厘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初九——评《清华法学》第九辑

《清华法学》第一辑至第九辑依次排列在案头的三层书架上，色泽如铭刻青史的磬石，纹样似编织金秀的锦绣，风“虎”云“龙”，若干“符号”，正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恢宏气象。——艰难，坚持而坚韧，尽责方尽善，《清华法学》终于“初九”了。在文武先贤、宋明先哲心目中，“初九”的意象深沉而深远。然而“坚持而坚韧，尽责方尽善”的意味对照这自第一辑至第九辑的《清华法学》却也不难品出。母校清华因梁任公的言说，而确定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校训，用乾坤之道来为《清华法学》第九辑做一个尾注，四海方家当宽恕小子的放肆大胆。

对伊·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批判研究——以及“天理民彝”:汉语文明构想的世界法律秩序可能

何兆武先生翻译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著《永久和平论》只是一本小册子,但笔者对"小册子"素来尊重,其实,人类历史的注脚多是这样的小册子,小册子精练而容易传播,掀起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万丈狂澜,有赖于此。

戴东原的法哲学

戴震是清代雍正至乾隆中期在世的一位学者。纵观戴震研究的历史,基本上它总是围绕着三个话题展开:方法论、政治倾向和学术脉络。戴震的方法确实极具魅力。但和实证主义没有紧密关系;戴震反对专制,但为此给出的哲学阐述却非常曲折复杂,他没有民主观念,并不积极地反抗权力,他跟权力保持距离.却的确具有近似启蒙思想的话语;戴震也不是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他和《宋史》所称的道学家十分相似,只是不同意朱子学的基本假设而已。如果还其本来面目,戴震哲学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他所谓"以己之情,絮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的是非判定法则,而这一法则使儒家传统在当代继续发展成为可能。

空间二自由度连杆机构设计

应用ADAMS分析软件的相关模块,建立某空间二自由度连杆机构的三维模型,进行运动分析和仿真,分析表明该机构能满足设计要求,为机构重要部件的设计和控制提供了基础;同时,对影响机构运动精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设计,结果表明机构中两脚长度的误差灵敏度远大于其它设计变量的灵敏度,因此,双脚架机构的精度设计是达到总体精度的关键,这为机构的设计、制造、安装以及控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基于Pro/E和ADAMS的高压断路器机构仿真分析

针对高压开关操动机构的动力学问题,通过Pro/E建立仿真模型,以Parasolid格式导入ADAMS/View,利用多体动力学仿真分析软件ADAMS,对断路器机构系统进行动态仿真建模与分析,为断路器设计和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分析结果表明,该高压断路器结构响应能满足设计要求,增大合闸弹簧刚度和超程弹簧刚度可以降低合闸时间和动触头弹跳量。

缆索检测机器人的系统设计与动力学仿真研究

针对目前国内外斜拉锁缆桥表面缺陷检测机器人在实施检测任务时攀爬能力不理想这一实际状态,为进一步改进检测机器人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提高相应的驱动力矩,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电驱动缆索检测机器人系统设计方案。基于三维建模软件Solidworks创建了缆索表面检测机器人虚拟样机,在ADAMS/View环境下对虚拟样机进行了运动学仿真分析,得出了合理的运动学参数,最后制作了物理样机并进行了试验。试验表明,该检测机器人的攀爬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改进,为今后缆索表面检测机器人总体性能的改进和优化设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火龙果HpGST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

为探究火龙果(Hylocereus)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HpGST)的功能,克隆了HpGST基因的cDNA序列,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及表达分析。结果显示:HpGST序列全长为666 bp,编码221个氨基酸,编码蛋白属于非分泌型不稳定亲水性蛋白,亚细胞定位预测其于细胞质中发挥作用;系统进化树显示其与藜麦亲缘关系较近,属谷胱甘肽转移酶Tau家族;实时荧光定量PCR分析结果显示,HpGST在火龙果不同色泽类型品种果肉中均有表达,在有色素累积的紫肉和粉肉类型中表达量均显著高于无色素累积的白肉类型,表达趋势均为先上升后下降,其表达量与甜菜素含量呈现正相关,且在不同色泽类型品种中表达趋势与甜菜素累积趋势高度一致,推测HpGST基因在火龙果甜菜素合成与分布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