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牢牢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动实践和有效途径,更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对此,应聚焦检察职能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四大检察”作用,切实找准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的结合点、切入点和着力点。遵循检察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的构成要素和评价标准,以对标对表相关政策文件的主要精神、目标任务、具体要求,以科学性、全面性、层次性、动态性为原则,可以构建包含4个1级指标、16个2级指标和50个3级指标的检察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

论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

"两高"推行的普通程序简化审,仅仅着眼于解决困扰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却既未能从改革的角度构筑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体系,又未能在制度上形成适度的权力制约机制,从而造成人们对程序公正性的疑虑。只有通过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双重途径,才能寻找到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真正立足点。

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司法处置平等问题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刑事检察工作情况为视角

外来涉案人员与本地涉案人员司法处置的不平等情况,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简单的地域歧视就可以概括。然而,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既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同时又在刑事司法层面产生新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应从转变理念、完善机制、健全社会系统保障入手,关注和重视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司法处置的平等问题,使宽缓刑事政策的施行彻底摆脱地域户籍的衡量指标。

论死刑复核制度的价值与改革方向

本文通过对古今死刑复核制度内在价值的比较和研究,揭示了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由于缺乏内在价值体系的支撑,在实践中容易受功利性政策的影响,以致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提出对现行死刑复核制度价值重构及今后改革方向等设想。

如何认定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敲诈勒索犯罪

基本案情及分歧意见案例一被告人张某某的房屋（无人居住）与坟地（家族坟地,共计37穴）因香港某公司开发旅游区而拆迁,拆迁公司与张的母亲王某（已改嫁）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8万余元拆迁费。张某某与其姐张某认为母亲未经他们同意擅自签订协议,与母亲和其他亲属发生争吵。后张某姐弟找到香港公司负责人,要求增加拆迁补偿及精神损失费（因拆迁造成亲属不和而造成的精神损失）61万元,否则就要向有关部门举报该项目开发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论我国死刑适用中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

本文通过对我国死刑具体适用中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的评析,阐述了在死刑适用过程中限制与减少死刑的方法与途径,强调了司法实践在限制死刑范围与减少死刑适用中的重要作用。

死刑适用与执行中的司法限制

死刑具体适用中的司法限制原则 虽然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在立法上大量削减死刑罪名，但是，对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对死刑的立法规定是对事而不是对人，死刑的司法适用则针对的是具体的案犯，如果司法适用不当，就会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甚至可能造成误判难纠的后果。因此，如果能够在死刑的司法适用层面严格限制和严格把关，还是能够体现我国减少和限制死刑的努力，并可以反过来影响有关限制死刑的立法活动。笔者认为，对死刑的司法限制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何计算不动产受贿数额 关键看行为人收受时主观上是否具有排除相对方所有权的故意

一、基本案情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东南沿海某城镇开发一楼盘时,镇长杨某在征地、拆迁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关照。1999年楼盘完工后,为表示感谢,公司总经理林某决定赠送杨某商品房一套,当时市场价约为人民币20万元。在林某将房屋钥匙交与杨某时,杨某为掩人耳目,开具数份房款欠条交与林某。2002年年底,杨某为办理房产登记,让林某开具购房发票。为少交税款,杨某特意要求林某在购房发票上少开数额,林某遂开具了13万元的购房发票,并连同以前的欠款条一并交与杨某。2003年杨某正式将房产登记至自己名下,后被人举报案发。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和谐社会语境的合理选择,关键就在于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以往的刑事政策由于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将一些可以挽救的对象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状态。在明确宽严相济与和谐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须重新界定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内涵,并在宽严相济政策的指导下对现行刑事制度有意识的进行调整。

死刑复核制度价值理念的变迁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秉承儒家司法仁政原则,对古代司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死刑复核制度由于长期的功利性倾向,未能形成内在的制度价值。死刑复核制度改革不能仅局限于收回死刑核准权,而是应在保障人权的角度重塑人道主义的制度理念。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配置与权力制衡

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缺乏权利制衡和权力制约,客观上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缺乏统一的复核标准,死刑复核的价值难以实现;秘密的审理和评判机制,损害了死刑复核的社会公信力。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可以规定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对死刑犯赦免和减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