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

一、嵌入：不合时宜的都市民俗学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永逸博士，近十年来，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2011年，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两件值得称贺的标志性事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与实施，二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显然给主要进行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中下层文化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我注意到你近两年的不少文章都是围绕都市民俗学来展开的。

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画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动移上意的贵妃。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抛离爱恨夹杂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层层陷阱,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享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也脱离唐明皇的专利属性。其故冢和传闻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支撑了贵妃落户海外的“野野史”。悖谬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马嵬已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由此观之,文化就是在时空连续体中不同心性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交融和辩证,抽象与具象的互生互促。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图景:辅仁大学集刊《民俗学志》探析

有必要从世界性视野出发,将中国民俗学视为探讨地方性知识、传统的开放体系。重新反思辅仁大学的学术集刊《民俗学志》(1942—1952),或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发。基于“连接东亚与西方之学术桥梁”的自身定位,刊内论作兼采东西众长,科学性与学术水准颇高。在世界视野下,多国民俗学研究的互鉴共进也有效地开拓了学科的视域。同时,该刊立足于中国本土与中国民俗学,以大量的实证、文献研究呈现出中国民俗图景与社会实态,并通过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具体方法的反思探索,自觉地补益了中国民俗学的整体谱系。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 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博物馆在当地的修建成为可能,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

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与河北C村娘娘庙会相关的起源传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现今国家话语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原本以解释敬拜实践为核心的乡村庙会起源传说被仪式实践强化、再造,二者再在主流话语对乡村庙会的“民间文化-迷信”两可表述的裂缝间,共同型塑着地方社会,进行着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由对此个案的民俗志研究,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初步指明“民俗作为一种过程”的本质。

反哺:民间文艺市场的经济学——兼论现代性的民俗学

就表象而言,受工具理性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的民间文艺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之势。新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使衍生于农耕文明的民间文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重视。顺势而生的民间文艺的权威——媒介学者与为政者、开发商一道主动担负了传统民间文艺重建的重任。民间文艺的传承传播呈现出从官媒精英到民众、社区的反哺状态,民间文艺市场一贯有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民间文艺的反哺实则割裂了被工业文明以及信息文明主宰并追寻着都市生活方式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当下现代性浸染的公民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中国民俗学前进的方向。

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

本文提出乡村庙会传说这一概念,并将依水建庙传说、庙会组织权属传说、与大历史书写相关的乡村庙会传说等亚类置于生发的生活空间———村落中进行考察,分析了与乡村庙会传说相关联的庙会、村落生活和民众心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有着灵迹贯串的乡村庙会传说隐喻了民众对其生活空间的想象与建构和对其生活空间所有资源分配的机制,是民众对相应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

在已经加入WTO,并步入21世纪的今天,“娃娃亲”在中国农村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显然,这并非仅仅是由于农民的保守、愚昧。在对传统等概念反思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分析了在河北省梨区存在的换小帖这一现代农村“娃娃亲”的婚约形式与当地习俗、经济和村民心理等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在强调传统(民俗)在不同场景中的自我调适,传统的当下性、渐变性、有机性等特征,即传统的动力学。

磕头的平等：生活层面的祖师爷信仰--兼论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

目前,关于传统社会祖师爷信仰各种形式的记述不少,但大多都失之于简略。半个世纪前,刘佳崇璋的成果给我们提供了祖师爷调查及描述应该有的意识、方法与策略。新中国成立以前,众多说唱行当的祖师爷周庄王的信仰说明:除了群体性的敬拜之外,以磕头为基本动作的身体实践的祖师爷信仰还弥散于拜师、婚姻、表演、盘道、师徒关系等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体系之中。换言之,祖师爷信仰不仅是外显的仪式,它还是内化的,是整体社会、特殊群体及其个体的思维符号,是群体之间交流时用来表述自我及世界的方式;祖师爷不但是一个群体的"心态"或者说"心性",它还隐喻了平等的观念、渴求以及相关的行为。由此观之,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也就成为可能。

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

在"庙产兴学"、强国强种的语境中,以敬拜为核心的乡土庙会基本是迷信、愚昧的等义词。除了经济和可能有的教育等外价值之外,对庙会内价值的研究位居末路。1949年后,主流意识形态强力赋予了旧庙会以社会大发展、大繁荣和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内涵。延续因好奇而细读的暗流,改革开放后对庙会有了文化及遗产的重新定位和基于村落生活的文化制度的认知,但居主流的"复兴"解读基本止步于功利主义和功能论。打破家与庙的区隔、直面普通信众的实践应是中国庙会与宗教研究更可取的路径。

技术世界民间曲艺的可能

在以科技文明主导的技术世界,可机械复制的艺术、重形式的技术的艺术蔚为大观;同时,因应迥异于乡土中国的时空观,温情的汉字节庆和冰冷的数字节日并行不悖。这使得原本与乡土中国节庆式生活连带一体的曲艺既面临脱离乡土的舞台化这把双刃剑,也必须直面视频化的冲击。面对技术世界的催逼、可机械复制艺术的诱拐,以开放的心态固本培元,对曲艺服务于左邻右舍、正视小我等根性的坚守、对曲艺及其消费者—观者的敬畏,将会使曲艺在以技术世界为底色的都市化中国的前行是自我更新的蜕化,而非退化。

山西狼/狐精怪故事的比较研究

狼外婆和小红帽的故事影响深远,中国亦不例外。70多年前司礼义神父对大同南部包括狼精故事在内的口传故事,采用了文本细读和宏观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在现代精怪故事研究中同样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搜集比较山西境内不同地区的32则狼/狐精怪故事,对该类故事在山西境内的地域分布进行简要描述,按前情、结果等不同量标对故事进行了分类,并就这些故事中的植物、动物、食物、日常用品、韵语和获救方式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与AT分类法中的老虎外婆型故事的母题进行了比较。

日常表达中的华北乡土社会

在华北,乡土社会的结构、关系确实与学界惯常关注的血缘、地缘、姻缘、业缘有着关联,也可以用婚姻圈、信仰圈、贸易圈、水利组织来勾画,但从"自家屋""我们村东""对子村""我们都是亲戚"这些简单又复杂的日常言语可知,乡土社会是乡民自己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行出来的乡土社会更是乡民说出来的。只有在交际的具体场景和过程中,作为他者的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乡民自己的动态乡土社会。

大春节观与年味浓淡的色素分析

中国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是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通过仪礼。同时,它又是一种外在形式因应时代、地域、人群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文化。要使物质充盈、需求多元、流动频繁、生活节奏快的当代人的春节有着浓郁的年味,就需要树立自信、开放的大春节观,在激活传统春节核心价值、重视并改善空巢农村现状的前提下,政府增强服务意识,具有公德心、责任感、爱国心的社会各界和公民积极参与,从而最终实现旁观型春节向参与型春节的转型。

社会组织、治理与节庆:1930年代平郊的青苗会

节庆已经被习惯性地界定为日常生活的反动、间歇与休闲。20世纪30年代,因应社会变迁而处于演进状态的北平北郊清河一带的青苗会,依旧是乡土社会强有力的社会组织,除原本有的看青职能之外,新增了保卫一定地界范围内群体成员生命财产安全、对外交际和兴办学校等多种功能。只有在交了地钱与底钱之后,青苗会内的成员才能参加谢秋时的祭神与聚餐等庆典。因此,以节庆形态表现出来的青苗会实则是特定群体的成员在履行其责任与义务之后而享有的权利。作为节庆的青苗会,实则是因应特定生产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地方化的社会治理机制。事实上,这种强调"治"的规范也是所有似乎以"乱"为表征的中国节庆的潜在基础与共性。

粽子与龙舟:日渐标准化的端午节

端午节是由人们对自然时令转换的理解而生的一个节日,在更多的地方,它是人们面对即将来到的炎热夏天举行的一种群体性的"过关礼",有着除瘟辟邪、祝福妇幼、整合社区、纪念历史人物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因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地方风情的差异而形成多样的社会形态。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端午节则延续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即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宏大话语的支配下,原本多样的端午节日渐简约化为粽子和龙舟两个物象,并将其起源都指向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由此,一些地方原本意在祈福禳灾、驱瘟除恶祛病、求子联谊的端午习俗在"非遗化"的过程中,主动添加进了屈原这一象征符号。端午节正在发生的趋同的整体性变迁似乎意味着历史演进并非从简单到复杂,而是从复杂到简约。

城镇化的乡愁

当下中国乡村空间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的衣着举止言行的城镇化快于人的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城镇化。以此观之,"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意义非凡。如果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重中之重,那么在此过程中保留多元的乡土文明就更显得意义非凡。在有着重土思乡文化传统而且城愁凸显的当代中国,相比乡村的城镇化,逆向的城镇的乡土化或者才是更健康、持久的发展之道。

民族国家、承包制与香火经济:景区化圣山庙会的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文物保护的合力下,'被承包的信仰'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事实。受从果到因的逻辑推理的规训,媒介写作中的'被承包的信仰'完全丧失了在文化、宗教、行政管理以及道义等层面的合理性、正当性,香火经济也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近三十年来,圣山的景区化建设与管理使得原本作为信仰中心地的苍岩山旅游风景区的景观色彩日渐浓厚。与此同时,以三皇姑信仰为核心的苍岩山庙会也具有了事实上的合理性、合法性。乞丐、江湖术士、香头、'行好的'和庙主等新老行动主体纷纷掺乎其中,竞争也妥协,庙会热闹而红火。为求利益最大化,承包制经营管理的模式使得景区化的圣山苍岩山更加倚重三皇姑信仰,从而使得景区化的圣山被再圣化,并滋生出新的神祇、景观。图像化的圣山庙会历时性地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特征,统括着圣山上下形态各异、或生或灭的大小社区型庙会。最终,围绕三皇姑信仰的香火经济——被承包的信仰——事实上成为地方旅游经济的龙头,并与兴国兴邦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一道携手前行。呈现出承包与被承包多重辩证法的景区化圣山庙会也就有了在生活之流,尤其是社会之流中研究的应然与必然。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守旧的民间叙事

有着自己叙述传统和策略的民间叙事真切地表达着居下位的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在相当意义上,百余年来居上位的精英对民众情绪不同程度的忽视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也使得当下的都市化进程弊端频现。关注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将民众视为情感对象,了解、感受民众的情绪,会有助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这也是关注群体日常生活的都市民俗学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