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共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府际协同与均等化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关系调整既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载体。作为分领域、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基本公共服务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呈现出中央方案示范性、事权类别狭义性、基础标准兜底性以及综合财力主导性的整体态势,经由规范性检视,仍存在划分改革单向性、省级统筹模糊性、划分依据政策性以及改革任务尚未完成等缺憾。划分改革不仅追求“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府际协同,更重要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目的,应当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省级政府的统筹调控功能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分级负责,进而从体制协同、机制协同、法规协同等角度构建制度保障、财力保障和法治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共同富裕目标下天价彩礼治理的三维路径

彩礼源于“礼”,出于“财”,兼有礼仪教化和财产交易的双重功能。天价彩礼既是养儿防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替代,又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集中体现,并在婚姻市场通过男性婚姻资本优势补偿人口劣势后爆发而已,根源还在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遏制天价彩礼现象,应立足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遵从意思自治的优先性和国家规制的有效性,实施“礼”与“财”、“德”与“法”、“个体”与“集体”兼顾的治理路径。

《预算法》视阙下政府性基金的法律规制

公共财政汲取方式的差异导致法律规制方式各不相同,并且规制程度也有强弱之分。基于私有财产权的让渡方式差异,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需经由税收法定和法律保留原则来保障其民主性及正当性,而特定公共物品的供给则需经由成本补偿原则以实现财政公平。作为中国财政实践的特色工具,政府性基金具有课征与支出的特定法律关联性、国家政策性以及财政辅助性等基本属性,其设立应采用立法制而非行政审批制,并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实行专款专用。现阶段我国预算管理对目录基金与非目录基金不加区分,一并转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做法,不能保障基金征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预算法》第九条在规范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同时,将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依据涵摄于内,具有了规制基金设立的法律效力。政府性基金的范围宜采用扩张解释,具有政府性基金基本属性的资金均需经由法律、行政法规而设立,以符合财税法定和财税民主原则的要求。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

集体土地产权缺陷难以抑制利益外部化会导致农民在土地征收活动中权益受损,而这一利益诉求又难以通过正当、低廉的救济机制表达,失地农民从而选择利用较低的组织成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经由非正当的自力救济手段,与地方政府、村级集体、建设用地单位等利益相关者展开博弈,力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为消除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成本,需要尊重并认可土地征收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尤其是保障失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的低成本行使,进而为城镇化、工业化的顺利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健康中国”视角下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法经济学思考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既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又为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政策指导。利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发现,现实实践中,对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的认知忽略了权利与义务的交互性以及公共体育空间资源的稀缺性。权利冲突既源于公众误解所导致的过高交易费用,又源于国家、社会治理与保障职能缺失,未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两者共同作用,导致权利契约难以有效达成。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需要契合群众性体育运动的特点,厘清市场与政府保障职责的边界。从"健康中国"理念出发对待公民体育权利保障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规制,经由交易费用的降低,在权利双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引入国家规制,使其成为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和战略支撑。

预算权的二元结构

现代预算制度经由"政府预算"到"公共预算"、"税收法定"到"预算法定"的变迁而形成,预算权的重心也由预算管理转向管理预算、由收入控制转向收支并重,预算权由此分离为公民参与式的公民预算权利和代议制民主式的国家预算权力(预算管理权),并经由预算收入控制权和预算支出控制权的衔接与配合得以实施。廓清预算权的二元结构并理清该结构体系中的要素关系,有助于夯实公民预算权利作为国家预算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为预算权利和预算权力、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关系的改善提供基础性路径。

土地征收制度转型:一个合作研究范式

合作模式下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视失地农民、地方政府、村级集体、建设用地单位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均为政府决策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尊重和认可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经由共同参与、平等协商获得合法性,最终达至公共理性。以合作模式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征收决策的基本制度、保障制度以及相应的土地征收协商式决策程序,可以有效避免以冲突为视角的传统研究范式所带来的利益两极分化和政府决策合法性危机,契合了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在消解征地冲突的同时,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城市群形成协调有序、分工合理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有利于减少雷同,避免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要求使得其对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产生需求。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市场调节、行政协调、立法协调的制度变迁模式便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解决路径。

社会转型与法治重构

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的分野,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前进。法治建设与社会转型的错位造成社会"断裂和失衡",导致价值混乱、法律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迁,需要我们在分析社会新形势、新特点前提下,寻求法治建设与转型社会的契合。

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健康稳步的发展。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文章对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对国外利率市场化的经验进行总结，从而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高校文科教学中PPT使用研究

近些年来,PPT在大学课堂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调查了高校文科教学中PPT使用的现状和效果,总结了高校文科教学中PPT使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高校改进文科PPT教学的原则。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

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追究制度面临《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责任条款失效、配套体系缺失以及内部化、行政化等困境,导致债务总量激增、隐性债务泛滥、支出效率低下以及违法举债担保事件频发等问题。作为债务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责任追究制度不仅是地方财政事权,更是中央财政事权。基于绩效管理的全面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应立足于绩效管理与债务管理的一体化,构建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重、债务收入与债务支出并重,以及微观、中观与宏观并重的债务问责路径。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债管理主体的构建

地方债管理主体的构建既是地方债管理的核心,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但《预算法》只明确了财政部对国债的管理权和对地方债的监督权,却没有规定地方债的管理主体,为构建地方债管理主体的现实实践提供了探索空间。基于我国中央与地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特点和当前地方债的特殊性考虑,地方债管理主体应符合中央与地方、省与省级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地方债管理的协调功能,体现中央财政控制力下的适度分权,尤其是加强省级政府的债务管理权。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地方债管理主体的构建应立足于《预算法》的逻辑,遵循集中与分层次管理相结合原则,既要确保地方债不突破中央政府的管控,又能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预算平衡的制度困境与财政可持续优化路径

预算平衡面临收入预期性与支出刚性、部门利益与中期财政规划、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以及收入结构异化等制度困境,危及财政的可持续性。预算审核的重点转向支出和政策拓展,并不意味着对预算平衡的替代,财政可持续目标重构了预算平衡的定义,跨年度预算平衡契合了预算的国家治理地位,具有财政可持续的控制功能和绩效管理功能。立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预算平衡的重点将是跨年度的预算平衡、财政资源的动态监控和绩效管理的收支一体化。

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的法治化路径

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的前提是预算资金的公用性而非专用性;统筹衔接的目的是确立而非取消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专款专用功能;统筹衔接的功效是建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资金衔接机制,而非简单的统筹使用与维系课征。统筹衔接的法治化路径应立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功能定位,厘清预算资金与其他财政资金的边界,并以此审视和调整现行的统筹衔接措施,通过取消、整合、税收立法或者提升课征依据、建立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制度等措施,构建起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

省级政府在地方债管理中的地位:现实困境与治理转型

《预算法》授权省级政府统一行使举债权的规定,使省级政府作为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主导者的同时,兼有了债券专属发行、市县债务限额分配以及债务统借统还等职权。在省域内存在债务举借、使用、偿还以及分级管理主体错配矛盾的同时,省级政府债务管理权限还与财政部的债务监督权相抵牾。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转换枢纽,省级政府既是债务管理体制的核心,也是分税制改革的关键。受制于央地分权规范程度、省级政府多重职能和债务管理体制约束,当前省级政府债务管理还难以满足“中央不救助”“省级负总责”“省级以下各负其责”等要求。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在厘清省级政府地位的前提下,由管到治,突出中央与省级、省与省级以下、政府与市场等主体的多元互动,实现集中与分权相结合、市场约束与政府层级控制相结合、民主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的治理转型。

公民跳广场舞的权利边界与规制

广场舞引发了体育权利和安居权利的冲突。指责广场舞者侵犯了居民权利的逻辑,就如同指责居民侵犯了广场舞者权利的逻辑一样,均有失偏颇,不利于权利冲突的消解。为探索合理的治理路径,运用文献资料法、社会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究问题的关键,扩展新的研究视角。广场舞与侵权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权利冲突既源于存量资源的错配,也与增量资源的供给不足相关。由国家规制权利冲突,应考量私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促进意思自治下的权利交易。有鉴于此,针对权利冲突,提出正确舆论引导和公共精神培养相结合、交易优先和规制辅助相结合、存量资源分配与增量资源供给相结合、立法规制与行政治理相结合等治理措施,以期能为广场舞纠纷的化解提供些许有益指导。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化路径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既承载了财政分权的逻辑,也事关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既需要财权与财力等财税体制要素的匹配,又需要克服转轨时期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事权动态化难题。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概括性、原则性、灵活性不但源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渐进性,而且源于对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地位的认知探索。因此,制度化路径应纳入现代财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协调配合的治理体系,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及标准法律化、突出省级政府的财政统筹协调职能、综合运用政策先行与法律跟进的法治化策略,实现财政权、责、利配置的规范化和确定化。

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与改革策略

支出责任与事权存在固有属性、侧重点、实现途径和方式等诸多差异,也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两者具有不同的划分原则。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具有公共服务权利与义务对应性、财政收入与支出对应性的双重意蕴,两者实现公共服务的共同目标均需要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财税体制的协同配合。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应立足于提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财政治理现代化。由此,在基本原则上,应秉承市场决定与政府有效相结合、地方自治与中央适度集中相结合、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相结合。在改革策略上,应遵从合理化、民主化、法治化三个基本要求,符合中国国情、财政民主和绩效预算、财税实践变革的基本逻辑。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体原则与程序原则

保护生态环境的特定目的性和规制环境污染的特定行为性,体现了环境保护税法的内在价值;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对象的地域性和税法主体的合作性,决定了税收法律规范、税收征纳程序的外在形式。环境保护税法的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共同决定了环境保护税法的法律原则由实体原则和程序原则构成。环境保护税法的实体原则有污染者付费原则、差别原则、预防原则、普遍征收原则,程序原则有合作原则、自主申报原则。实体原则和程序原则使环境保护税法体系实现逻辑形式与价值实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