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何以持续成长——崔万田先生访谈录

一、企业持续成长的核心要素 黄:企业的持续成长,从而基业常青,是企业家们孜孜以求的梦想,但就像人们希望长命百岁却难遂人愿一样,大多数企业都是短寿的.以美国为例,平均有62%的公司存活不到5年,寿命超过20年的只占总数的l0%,只有2%的公司能存活到50年以上.美国管理学家阿·德赫斯在他的<有生命的公司>中也写道:在过去的20年里,<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0年,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幸运者中,至少有45%每10年会遭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东北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兼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

基于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各省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计算综合得分,对不同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得益于较高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黑龙江省的综合能力远高于吉林、辽宁;科技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素质劳动力,为科技创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提供了坚实保障。东北地区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应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实现创新协同发展,培育并吸引人才。

沈阳与大连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

辽宁的装备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沈阳与大连两市。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并通过综合指数法对沈阳与大连装备制造业具体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沈阳和大连装备制造业与全体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沈阳和大连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现状的原因,并提出提升这两个装备制造业重要基地创新能力的建议。

“政冷”视野下的中日经济关系

小泉政府上台以来,尽管中日政治关系趋于紧张,但是经济交往总额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因而出现了“政冷经热”的说法。同时,由于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因而有人认“政治冷经济亦不热”。本文通过对中日长期贸易和投资数据的考察,并以此作为判断双边经济关系“冷热”的基本标准,发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虽然中日从1978年以来的“经热”是源于两国关系的“政热”,但在短期内,当前的“政冷”尚未殃及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导致“经冷”。

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农村贫困问题是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是经济新的增长点,那么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如何?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述城镇化和农村贫困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4年中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呈现出U型关系,在城镇化发展前期,城镇化有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在城镇化发展后期,城镇化不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2)城镇化农村减贫的收入效应要大于转移效应。

从高新区到创新园区——辽宁高新技术产业区转型

辽宁高新区的创建及其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在其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通过对辽宁高新区建设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辽宁高新区向创新园区转型的必然选择及其具体的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业三大基地的比较分析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中国装备制造业下一步的发展应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要为装备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加适宜的发展环境,政府应为此提供系统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安排。

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增长的问题及对策——对江苏、安徽县域金融差异的实证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县域金融支持的程度存在密切的关系,目前,县域金融在结构上是刚性的,而在数量上是相对萎缩的。其主要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县域金融需求的综合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县域金融供给的刚性和短缺。为了解决县域金融供求失衡这个矛盾,需要从两个主要方面推进:一是调整县域金融供给结构;二是为县域金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非正式制度视角中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

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并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契合的摩擦成本影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既定的正式制度安排下,印度的非正式制度增加了广义上的人均资本存量提高的交易费用,影响了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发挥,抵消了其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所应该具有的优势,降低了其社会最优产出水平。

京津冀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与网络结构分析

文章应用修正引力模型对京津冀13个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测算,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京津冀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均衡,主要经济联系集中在京津地区,石家庄、唐山和廊坊与周边城市经济联系较多,但影响力有限,其他城市间经济联系较少。京津冀区域经济网络结构不均衡,整体网络密度从2010年的10.2增长到2017年的22.3,增长速度较快,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度。京津冀区域经济网络中,北京、天津的经济核心位置突出,经济集聚能力显著;石家庄和唐山具有一定经济集聚能力,其他城市一直处于经济净流出状态。建议借助雄安新区建设加强冀南经济核心区建设,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网络均衡发展。

风险的特征与租金的消散

寻租理论的进展为揭示寻租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有意义的工具,但是,传统的寻租理论对寻租活动的成本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从风险中性与风险厌恶条件下的租金消散程度的比较分析中,不仅更深入地考察了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影响,而且,使得人们对寻租现象的看法更为客观,更加科学,对以寻租为特征的腐败预防具有一定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区域经济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不断创新,推动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对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通过总结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历史演进,简要评价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为区域经济政策创新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互联网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互联网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在研究二者关系时,引入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和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指标,比仅仅用GDP指标更能全面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2001—2013年国内31个省份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网站的数目越多,生产总值越大。同时,区域生产总值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越大,互联网发展水平就越好。但固定资产投资对互联网的发展却是负向作用。通过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并对其差异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网站数量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程度是由东向西增加。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也会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其程度却是由东向西递减。针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应加快推进"互联网+"项目计划,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网络发展,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力度,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互联网的发展,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拆分还是开放——发展中国家电信业改革的一种解释

拆分式改革来源于美国1984年对AT&T的强制改革方案,即所谓的强行肢解AT&T.后来几乎所有国家的电信业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电信市场上的'巨无霸'进行拆分,这也被认为是电信业改革最典型的作法之一.

不确定性与家族式企业治理

从不确定性的视野下研究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可以发现:第一,在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家族式企业治理模式是追求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必然选择;第二,家族式企业的优势主要反映在两权合一,有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等方面;第三,家族式企业更适宜在不确定的市场中进行选择,家族式企业内及企业间的网络在不完全合约的条件下,反而有利企业发展。但家族企业也表现出多方面的不足,不仅对企业规模、决策科学性和社会整体市场化进程形成约束,而且就公司治理的外部条件而言,我国现有社会制度基础也还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机理,脆弱的市场功能还不能有效地降低高昂的外生交易费用。

技术与制度开放失衡——我国电信业绩效问题的另一种解释

开放条件下的改革使中国电信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在技术开放优先的条件下,中国电信已建立相当先进的网络;另一方面制度开放滞后造成中国电信的绩效与竞争力偏低。中国电信获取竞争优势的路径依赖于对原有制度环境的改造,而制度环境改善的路径只能是与先进的电信体系开放互动。

排斥国家主权 加剧金融风险──跨国公司发展中的两个问题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的总数以几何级数增加，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他们在促进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挑战，特别是在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金融风险等范畴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无国...

转轨国家资本流动、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

资本流入不仅仅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资本流出不仅仅使得转轨国家产出减少,更重要的是,它会加剧转轨国家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外资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直接地避免了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外资流入提高了均衡状态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这又起到了避免转轨初期产业结构之存量调整的作用。对于转轨国家来说,资本流入具有增量调整之功效,有助于克服转轨经济之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