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

合肥在两汉的商业中心地位得益于寿春的辐射。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具有阶段性调整。曹操时期合肥作为曹魏政权江淮战略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强化,合肥处于抵御孙权进攻的战略中心地位。魏文帝时期,随着曹魏政权国力的提升对东吴采取攻势,此时合肥复失去江淮战略中心的地位,寿春复取代合肥成为曹魏经营江淮的战略中心。魏明帝时期为了抵御孙权实力对江淮的攻势,合肥复作为战略前沿城市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满宠对合肥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使合肥新城处于曹魏政权的战略防御的前沿。而曹芳时期,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惨败再次证明合肥新城战略前沿地位的重要性。

《管子》廉政理论研究

《管子》廉政理论内涵丰富,且具有深刻的哲理依据:"廉政"源自天地大道运行。《管子》"廉维论"视"廉"为国家核心价值观之一,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论证了"廉"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把君臣为政的廉政要求,提升到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廉维"论。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强盛,只为齐国的霸业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促使这一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管子》所弘扬的"礼义廉耻"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获得广泛认同。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实现其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尤其具有启迪意义。

梁启超、钱穆同名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旨对比

梁书力主"反动"说,推崇汉学之科学考证精神并于宏观中把握清代学术之概要,着力构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创作规范。钱书着眼于"传承",善于从师承关系上周详地分析清代学术之特色并着力推崇宋学经世精神,带有明显的思想史色彩。在新旧学术演变考察中,作为启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善于从外部环境着眼突出新思潮之质变;作为史学家的钱穆则善于从学术自身传承中考察新学术之发展。于传统文化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方面则两书相通。

尊道与教化:《管子》“养性理论”分析

《管子》关注国民精神状态,把礼义廉耻视为国家霸业的基石,尊道与教化是《管子》培养理想人格的两大手段。《管子》"静因之道"遵循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循名责实"理论代表着当时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历史高度。《管子》"因时"理论实现了从关注四时变化到关注世道演进的逻辑跨越,也是管仲改革观的哲学根基。《管子》尚贤理论冲击了落后的宗法制度,开启贤人政治的历史先河,是管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更新的重大举措。《管子》注重法治的教化意义,主张先礼后法,与后世"燔诗书而明法度"法家有极大不同。

章学诚论《管子》发微

章学诚言《管子》书春秋有之,观其多存春秋之典章,可知实斋此论合理。《荀子》、《韩非子》之成书当均参考过《管子》文本。《管子》书乃后世习管子法者所缀辑,非管子自著,此关古人著书无私著之理。《管子》书其学术主旨当为法学,后人言归入杂家者为非。刘向、刘歆把《管子》入道家,当与其家学背景相关。

中国生命哲学探源:《管子》生命本源论

《管子》哲学意义上的道分为天道自然之道、客观真理之道、万物本源之道三个层面。《管子》天道观体现出春秋时期过渡的特征,既有对天道、上帝的崇拜与祭祀,又有对在逐步构建自然天道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管子·经言》组较早的把生命现象与"道"联系起来,奠定了万物本源之"道"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中国生命哲学的真正源头。《道德经》成书当晚于《管子·经言》组,《道德经》万物本源的"道"论是对《管子·经言》组中被赋予生命意义的"自然天道"之提升。《管子》哲学意义的三种"道"论指向不同,但却有相同的特征,表现为虚静、广博、周密的特征。物质性的水、精气作为万物本源,代表着从本源论上逐步建构起春秋古典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架构。《管子》"水本源论"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其成文当在《管子》四篇之前。

治身与治国:《管子》的生命哲学初探

《管子》客观保留了先民通过鬼神祭祀、袚禊沐浴等原始医疗活动,同时又赋予这些原始医疗活动以新的时代内涵。《管子》生态医学观要求人们通过主观努力来顺时养生,追求人与天调,成为传统中医的主要思维模式。《管子》"精气论"构建起中国医理学的基础。《管子》"以人为本"的医学思想成为中国医学人文理念的基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徽廉政史初探

安徽廉政史源远流长,发展脉络清晰,廉政人物辈出,廉政思想丰富、且极具开创性,廉政实践成效显著,廉政文化具有典型性,廉政镜鉴深刻。安徽廉政思想对当代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廉政建设主体要坚持多元,要注重在社会层面推行"廉"德;廉政建设要注重官员廉德的培养;廉政建设要突出法制手段,保持廉政制度的长期性、稳定性。

论传统廉政文化在当代廉政教育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重视"廉德"教育与培养,"廉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廉直、廉洁、清廉等内涵。传统廉政文化落实到实践,形成了廉于自身、廉于本职、廉于社会的三个层面要求。传统廉政文化力求修身、治国的统一;注重在全社会范围内去弘扬、培育廉德;注重发挥公务人员、读书人在廉政建设中的先导与垂范作用,这些对于当代党和政府开展廉政教育,实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启迪意义。可以通过廉政思想、廉政人物、廉政故事、廉政镜鉴等四个层面去发挥廉政文化在当前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唐国史补》作者李肇生平史料疏证

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李肇乃赵郡李氏,然非李华之子,亦非李骘之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李肇世系讹。李肇贞元任职补阙、参军、著作佐郎,此可补充和修正前人对李肇生平的考证。《唐国史补》所记史料上起开元,下止咸通,非前人所谓上限开元,下限长庆,此实纠学术界千年一误。李肇卒年,史料出现明显抵牾。

张鷟史事考辨

张鷟景云初任职为岐王属非岐王参军;证圣中张鷟任监察御史的途径非制举,乃吏部考选;张鷟仕途两次受贬。第一次在武周时任监察御史,因无士行被姚崇所恶遭贬。第二次在开元初因出使岭南受遗,事发,诏赐死,后经援奏,改为流岭南。两《唐书》、《桂林风土记》所记张鷟受贬的史料皆不确。张鷟卒官于龚州长史,非司门员外郎,今本《朝野佥载》所记率更令非张文成。

秦立国思想的演变及影响

秦国重法、尚武与其特殊的立国背景相关联。秦国初期,尚武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彰显了该国文化的开放性。秦国中期,商鞅变法确立了该国法制思想和军功战略,有强国之实,但却造就了秦国文化中重法而轻德,尚力而贱仁的文化劣势。至吕不韦秦国的治国理论有个大的飞跃:从重法到兼容百家;吕不韦之学术可谓对秦国此前重法轻文治国理念的一大斧正。嬴政从韩非理论,建立中央集权政体,但仍带有吕不韦之德义治国理论的色彩。故秦初的统治直到秦亡仍为时人所留念。胡亥所实施的督责之术是导致秦亡的主要原因。读秦史当把胡亥暴政与秦初政治分开,不可一概斥为暴政。

立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论《管子》尚法的理论贡献

从《管子》率先尚法、重法,立法的指导思想,法礼结合等角度,对《管子》中法学特点做一些探讨。立足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管子》法学理论方面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重点考察其率先"尚法"的历史成因、立法的思想原则、法礼关系,进而挖掘其对于今天社会的借鉴价值。

论周瑜的谋略和胆识

周瑜的谋略一则表现在离开袁术南下重归孙吴集团;二则表现在帮助孙权稳定江东政权;三则表现在率先提出"南面称孤"的格局江东的政治目标;并在赤壁之战后把这一立政策略发展为得蜀并张,结援马超,出襄阳以图北方实现统一的为政宏纲。周瑜的胆识主要体现在赤壁战争中对争战形式和敌我力量精确的分析和判断。

系统论视阈下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高校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必须做系统性的体系安排,构建起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兼顾的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由若干要素按照一定方式联系起来的,具有特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系统,它由权力规范体系、监督制约体系、查办惩处体系、宣传教育体系、预防分析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六个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呈现出立体、动态、交互和非线性的结构特征。通过这六个子系统进行系统建设和系统优化,将有力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转,做到预防与惩治、反腐与倡廉、制度与创新的协调发展。

《管子》四篇关联性研究:基于四篇核心术语的考察

链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作为一组文献的核心术语是精气和心论。《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均祖述《内业》精气论,但与《内业》重在修身内圣路径不同,《心术上》《心术下》《白心》融入形名和法术治理思维,重在论述治理,外王色彩浓。《管子》四篇创作时间大致与孟子第二次到稷下相当,也就是在公元前319年到前311年之间。《管子》四篇特别是《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从行文到内容均深受尹文子学派的影响,但《管子》四篇保持自己相对于尹文子形名学派的独立属性。《心术上》《心术下》接受了尹文子君臣分业、名实相稽、道法合流等学术论点。《白心》的作者与庄子后学交流密切,但《白心》也同样融会贯通尹文子名法合流思想。

可引导ghost映象光盘的制作

本文对整个硬盘或单个分区打包形成文件后刻录到光盘上并能引导系统,在维护机器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医文化研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构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红医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优秀传统医学文化精髓、汲取现代西方医学的先进理念,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实现不断发展、进步并逐渐成熟的历史存在和精神力量。在其萌芽、发展、成熟和持续斗争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品格、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优秀的革命传统。开展革命根据地红医文化研究,对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强医学生教育、推进健康治理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手机使用方式与时长对“手机病”发病的影响

目的 探讨手机使用时长及使用方式（如单手持、双手持、单指操作、多指操作等）与“手机病”（以狭窄性腱鞘炎为主要手部损伤的一类疾病）相关症状发生率的关系。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网络平台（问卷之星网络调查平台）与合肥社区居民之中发放、回收问卷,同时随机抽取安徽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30人（男女各半）进行“手机使用方式和时长对手部的影响”现场实验。结果48%的调查对象每日使用手机时长为4~8h;92%的调查对象主要使用手机中的聊天工具;84%的调查对象习惯单手使用手机;长时间使用手机后,38%的调查对象出现手指僵硬肿胀、腕部红肿、指关节结节症状。连续使用手机时长小于2h,实验对象均无手部不适症状,当时长达4~6h时,约10.0%的实验对象产生手部不适症状,达8~10h时,16.7%的实验对象产生手部不适症状;玩游戏与使用聊天工具的实验对象出现手部不适症状的比例最高,达13.3%,而看视频则不易出现手部不适症状。结论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实验对象出现“手机病”的概率也越高,同时双手持手机及多指操作较其他手机使用方式更易引起“手机病”。手机使用人群应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且在使用过程中,应保持正确的姿势并适当休息,以降低患“手机病”的概率。

《道德经》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道德经》廉政观构建在辩证法与宇宙论的哲学基石上,《道德经》以事物的差异性为基石,阐释了包容性行政的理念。《道德经》廉政观体现出从"道德修持"到"为政导向"的转变。寡欲情操下的廉洁政府,慈爱品格的民本政府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的高效政府成为《道德经》廉政观的核心内涵。《道德经》廉政思想具有浓厚人文色彩,其廉政追求与当代廉洁、高效的政府建设多有理论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