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爵起源新探

二里头文化陶爵与龙山文化的陶鬶是两种不同功用的器物。陶鬶不是陶爵的祖型,陶爵的祖型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三足杯,它和陶爵不仅功用相同,形制也有相似之处。在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三足杯传播到豫北地区,并与当地的单耳杯相融合,产生了更加便于饮用的原始陶爵。原始陶爵逐渐演变,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陶爵。龙山文化晚期陶爵和二里头文化一期陶爵风格上的突变源于二里头文化统治者对稳定、规范的礼制的要求。

仰韶文化鱼纹研究

仰韶文化彩陶中大量鱼纹的存在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由于鱼类具有繁殖能力强的特性,且又寓意丰收富余,因此古人在祭祀活动中为祈求家族繁衍兴旺,会举行"祭鱼"仪式,这在大量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中均有体现。鱼纹是宗教祭祀中"祭鱼"仪式的反映,而人面鱼纹则是宗教祭祀中巫师形象的反映,这些均体现了"祭鱼"仪式的威严、庄重和神圣。在仰韶文化中,鱼纹的演变经历了写实鱼纹、典型鱼纹、简体鱼纹和符号化鱼纹等阶段,虽然其形态从早到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象征意义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有所增强。仰韶文化早期,"祭鱼"仪式仅存在于关中和陕西南部地区,到庙底沟类型时期已扩展到整个黄河中游,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说明"祭鱼"活动并没有停止、中断或被其他祭祀行为所取代,其贯穿于仰韶文化的始终。

《禹贡》“降丘宅土、厥土黑坟”新解

《禹贡》为《尚书·虞夏书》名篇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中的"降丘宅土"释为夏代早期大禹治水后人们从土丘上搬下来居住,而将"厥土黑坟"理解为该州土壤是肥沃的黑土。事实上,"降丘宅土"并不反映夏代初期人们的生活状况,龙山至西周时期,河济地区地势低洼,为了防御水患的侵扰,人们一直在土丘上生活,并没有搬下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终于治理了水患,才搬迁到广阔的平地上生活,土丘遗址渐次废弃。由于人们长期在土丘上生活,并且不断地在原地建房、倾倒生活垃圾(草木灰)抬高土丘,使得土丘整体上呈现出黑灰的面貌,而这也正是"厥土黑坟"的真正含义。

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

镇江营文化是一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以河北平原为腹地的前仰韶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左右,可分为三期:早期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的北京一带,中期开始伸入河北平原中部,到了晚期,又将冀南豫北的安阳和濮阳地区纳入势力范围。镇江营文化的形成与北辛文化向北发展有关,后岗一期文化是镇江营文化的主要流向。

东周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河南濮阳金桥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河济地区指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指今豫鲁交界一带。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荷水、鸿沟等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疏通,该区域成为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位于河济地区的濮阳金桥遗址出土东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592粒,其中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大豆(Glycine max)、小麦(Triticum aestivum)、红小豆(Vigna angularis)五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种子还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藜(Chenopodium album)、红鳞扁莎(Pycreus sanguinolentus)、异型莎草(Cyperus difformis)、眼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等。在河济地区东周时期的几处遗址中,粟依旧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遗存;但小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在一些遗址中可以与粟比肩,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大豆在作物结构中起到补充性作用;而稻米的重要性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红小豆(小豆)与小麦的广泛利用可能反映了以粟和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度在东周时期河济地区的出现。这种农业生产模式的变化一方面得益于东周时期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河济地区因人工河渠的开凿,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交通的便捷,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物资和信息的交流大大增强,为当地生业模式的改变提供了契机。

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白陶器鉴赏

南洼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南约40公里的嵩山南麓,是一处以二里头文化为主,兼有殷墟、东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2004～2006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先后五次对其发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物。在出土遗物中,有一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陶器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白陶器种类齐全、装饰多样,具有很高的美学艺术价值。鉴于此,本文略对它们做一介绍,以飨读者。

西水坡遗址仰韶时期墓葬研究

西水坡遗址仰韶时期墓葬可分为三期,一、二期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三期出现了较多的二次合葬,说明埋葬习俗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整个墓葬分为墓群→墓区→墓地三个层次,这是家族→氏族→胞族三级社会组织的生动反映,而氏族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尽管家族从早到晚呈现出独立化增强的趋势,但人们的很多宗教、祭祀事务以及大型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在氏族范围内进行的,家族并没有脱离氏族的束缚。当时人们之间的血亲关系还十分牢固,男女的地位基本平等,以氏族公社为基础,过着原始的共产制生活。

河南濮阳马庄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研究

马庄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之间,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范畴。与其他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相比,马庄龙山文化遗存具有一些独特之处,如"吕"字形建筑、双人合葬墓等。马庄龙山文化遗存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文化的影响,墓葬中随葬猪下颌骨、手握獠牙的现象,以及鬶、鸟首形足鼎、蛋壳陶、子母口器等器物的发现,都是山东龙山文化对其影响的结果,而夹蚌陶器的发现,则明显受到了王油坊文化的影响。在受到周边文化影响的同时,马庄龙山文化遗存也将自身的一些文化因素传播到了周边地区。

新石器时代中原玉礼文明的外来因素分析

玉器在中原地区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开始出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数量和种类不断丰富,龙山时代进一步发展。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玉器大多来源于周边地区,且不同时间玉器的来源地域并不一样,仰韶时代主要来源于红山文化和崧泽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主要来源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时代主要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传播之路也是礼制的引进之路,通过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不断引进,中原地区的礼制也在不断地整合、完善,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度。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藏邢公簋

近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了一件铜簋,因铭文中有作器者“邢公”,故称之为“邢公簋”。此簋矮扁,有盖。器盖顶部有圈形捉手,近口部较直,并以子母口与器身相合。器身直口,圆鼓腹,最大径位于腹中部。腹两侧有环耳,环耳以单体兽作母题,兽的角冠贴附于耳面，呈卵圆形，两眼凸出，嘴巴宽大。

濮阳市马庄遗址出土骨蚌制品浅识

濮阳市马庄遗址位于豫鲁交界一带的古河济地区,这一地域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在1983年对马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龙山文化至汉代的骨蚌制品及骨角料。本文拟对这批骨蚌器的加工流程及制造工艺作出讨论,说明马庄遗址加工骨蚌器的行为是一种家庭式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生产,产品多以实用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状况及社会模式的复杂化。

登封南洼2004～2006年二里头文化聚落发掘简报

2004年3月至2006年12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配合下对南洼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了大量的二里头时期至金元时期的遗迹,其中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最为丰富,有壕沟2条、墓葬13座、灰坑700余座、水井3处、陶窑7座,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有较为丰富的白陶遗存。这些对研究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濮阳古河济地区马庄遗址黄牛的出现和利用

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黄牛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晚段(2500~2000 BC),是否已经传入豫北古河济地区仍缺少明确证据。古河济地区指今豫鲁交界一带,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本研究主要对河南省濮阳市马庄遗址龙山晚期的动物骨骼(n=727)进行分析,通过种属鉴定、数量统计、死亡年龄推算、测量数据的对数指数法分析等研究方法,采用判断家养动物的系列标准论证遗址先民已经饲养黄牛。黄牛下颌骨牙齿萌出和磨蚀程度(n=7)以及颅后骨骼骨骺愈合程度(n=32)的分析共同显示多数黄牛为未成年个体,说明遗址先民开发利用黄牛的主要方式是获取肉食资源。这项研究显示黄牛在古河济地区的出现时间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晚段,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古代中国饲养黄牛初期动因的认识。

河南虞城马庄第五层遗存的发现及意义

马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马庄村,1991年商丘地区文化局曾对遗址进行过试掘[1]。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重点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仰韶、龙山、商代、西周、东周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因发现于遗址的第五文化层,发掘者遂将其称为“马庄第五层遗存”[2]。该遗存文化特征鲜明,在考古学中尚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丰富和完善了豫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和序列,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观察仰韶时代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以及文化格局的演变。

裴李岗文化对海岱地区的影响

裴李岗文化对海岱地区的影响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距今7300年左右,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裴李岗文化的一支沿济水迁徙到鲁西、鲁中南一带,并在此形成了"北辛早期类型"。之后,北辛早期类型对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距今7000年左右,初期仰韶文化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海岱地区扩张,使北辛早期类型递变为初期仰韶文化北辛遗存,并中止了后李文化的发展。距今6600年左右,后岗一期文化的东扩使海岱地区的初期仰韶文化北辛遗存嬗变为北辛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许多因素被北辛-大汶口所继承,并加以改造、创新,进而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诞生。

大国重器:殷墟青铜器

青铜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先河。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制造出了刀、削等简单的青铜器。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已广泛应有于礼器、武器、乐器、工具的制造,中国由此进入了青铜时代。

裴李岗文化的北扩东渐与后岗一期文化的形成

一.裴李岗文化的北扩东渐 距今9000至7000年前,处于我国＂天地之中＂、四方辐辏的中原腹地,分布着一支文化发达、张力无限的考古学文化。由于该文化1977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新郑裴李岗村,因此考古学家便将它称作＂裴李岗文化＂。经过40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对裴李岗文化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截止目前,已经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多达100余处,发掘的主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唐户、李家楼、沙窝李,舞阳贾湖,密县莪沟北岗,郏县水泉,长葛石固,巩义瓦窑嘴,孟津寨根等。

河南濮阳建业世和府墓地汉唐墓葬发掘简报

为配合建业世和府小区项目建设,2018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项目范围内发现的1座汉墓和12座唐墓进行清理,发现铜器、瓷器、陶器等随葬品30余件,且唐墓中随葬动物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