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有笔塑吴门--论王世贞对吴门书家的书法史形象构建

对于吴门书家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研究王世贞书法思想的文章亦不在少数。但很少有研究涉及王世贞在构建吴门书家形象中的价值和作用。本文通过梳理王世贞与吴门书家的书法史料文献,对王世贞在构建吴门书家书法史形象时的客观优势、地域批评观念及塑造个人声誉的主观动机、构建的方式和形象特征进行研究,试图还原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住宅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

论述住宅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的三大目标(质量、成本、进度)的协调控制。

关于书法艺考生素养的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申请设立书法专业,具备招收书法专业资格的高校达到近三百所。书法专业自1963年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设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高校书法专业发展至今,仍然在路上不断摸索、不断前进。更多的高校设立书法专业进行招生,显示了高等教育对于书法这个专业的重视,也为书法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不能沉浸在数量和规模的表象中,因为我们还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招生的规模和数量虽然上来了,但是生源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

论陈公哲“科学书法”观念的现代性

陈公哲对于书法的研究和探索深受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陈氏的“科学书法”观念的现代性,从其对书法作为教育学科的定位、书法的学习方法以及评价方法、书法的理论语言上均有所体现,此外,其“科学书法”观念在书法从传统技艺走向现代学科和学术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十世纪上半叶金石学研究的学术理路探赜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术体系在国内的影响不断深入,金石学研究在材料、方法和观念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这使得金石学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捩转,也找到了一种新的延续路径。

学术化构建、大众化普及与边缘化处境——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历史境遇探赜

进入民国以后,传统学术面临西方学术体系中分科治学的时代诉求。面对这一现实问题,金石学人不遗余力地对金石学进行阐释以及学术化构建,但作为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金石学很难在“分而治之”的西方学术体系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一些学人亦尝试将金石学进行大众化普及,但囿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时代环境,此举收效甚微。金石学在民国面临的这一尴尬处境一直延续至当代,然而这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开启了另外一个方向:与其不遗余力地追求成为一门学科,不如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一种学问。

考之于古与应之于时——民国时期书体研究管窥

书法研究进入民国以后,面临着新的历史境遇。一方面,甲骨文、西北简牍、敦煌写经卷等一系列新的考古材料陆续出土,为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入,也为传统书法研究带来了新风,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时代环境也对书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书体研究是此一时期书法研究的重要一环,体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如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对“标准书体”的研究以及章草书体研究的复兴等。

从《草书月刊》窥探民国草书研究状况

《草书月刊》作为书法史以及出版史中唯一一本以单一书法字体为研究对象的刊物,既是于右任个人"标准草书"的"副产品",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于右任通过创办《草书月刊》、刊发研究草书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对单一书法字体的研究成果及传播的机制探索,为我们窥探民国时期草书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俗,不可耐,不可医——试论赵宦光的“俗”书批评观

黄庭坚:"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黄氏对于书法品评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那就是要"绝俗"。对于俗书的深恶痛绝,明代的赵宧光可以说和黄庭坚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赵宧光在其书法理论著作《寒山帚谈》中曾经用了一百七十一个俗字,可见其对俗书的厌恶之情。

由余绍宋与西泠印社社员交游看其篆刻批评观--以《余绍宋日记》为中心

余绍宋在杭州组织了东皋雅集之后,因地域之便,很多西泠印社社员参与了东皋雅集,因此多与余绍宋相交,如书画印酬谢,合作书画,共同编辑《金石书画》等。其中余绍宋记载较为详细的是西泠印社社员为其所治之印,多达二百四十方。余绍宋在其日记中对这些印章进行了评价,其中不乏精到之语。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余绍宋虽然自己并不治印,但是其精通六书,亦对篆刻颇有研究,故而从这些对西泠印社社员的篆刻评语中窥见余绍宋的篆刻批评观念。

民国上海国画界民族性时代性的反思——以《国画月刊》刊发的“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创刊于上海的《国画月刊》刊发了两期“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刊”。专刊以提倡中国山水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指导思想,收录了包括国画家、留洋西画家以及中西绘画皆擅的画家所写关于中西山水画的多篇文章,为解决山水画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思考方向,有助于当时中西山水画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绘画的相互借鉴和提供了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