碛口的由来与兴起

碛口一名最早见于《隋书》,但并非今天之临县碛口,而是另有其地。碛口之名与当地黄河水流湍急并加带沙石有关,且与临县西南寨则山的古大同镇有一定联系。地理因素是碛口兴起的前提条件,官方因素是推力,民间因素是动力。

吕梁方志考述

吕梁历史悠久,方志文献众多。宋之前的《岚州图经》至民国方志历时一千余年。方志文献的考察主要从府志、州志、县志入手对建国前吕梁方志进行论述,对其作者、卷数、内容、体例、刻本时间、现存与否等方面作论述,甚至与汾阳县志相关方志著作也进行了考察,以期弘扬乡土文化。

李时勉事略

李时勉是明初的一位谏臣和教育家,在政治上关心时政,所言多中时病;在教育上治理国子监有方,人才辈出。同时,他在史学上参与修《永乐大典》和《明实录》,在文学书法上也有造诣。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多有成就,但由于他个人性格的原因使他没能出阁入相。

略论明代监生的政治活动

明代的统治者为限制监生干政制定了监规、卧碑文、禁令等,监生只能以上书言事、发动学潮等方式来参与政治活动,这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对明代国子监等问题多有探讨,但对监生参政问题涉及甚少,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分析,以期考察明代的文教政策。

《明史·孙懋传》中陈霁非南京祭酒考辨

《明史·孙懋传》载陈霁为南京祭酒,这与《明实录》等史籍记载不一致。依据《明实录》整理出的1496～1521年间的南京祭酒年表并无此人,其他史籍南京祭酒年表亦无此人,但《明实录》和《国榷》等史籍都载陈霁为国子监祭酒。张邦奇撰写的墓志铭勾勒出陈霁仕官轨迹,透露了任职国子监的信息。据官私史籍与时人文集可断定陈霁为国子监祭酒。

北宋鲁西南士人研究

北宋时期鲁西南士人在政治、文学、农学、医学、机械制造、经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以关心民瘼、经略边疆为己任,尤其以王禹偁为代表的鲁西南士人为北宋文学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论洪武国子祭酒

明初,朱元璋对国子祭酒的选拔尤为重视,以祭酒为首的国子学官勤于治校、严于督导,为明初培养了一大批贤才。但由于朱元璋对文人的专制政策,大多数国子祭酒的命运悲惨,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和警醒的。

乾嘉时期吉盐与河东盐在碛口的博弈

吉盐产自阿拉善,乾隆初年始输入山西北部。在河东盐歉收、吉盐深受山西民众欢迎、阿拉善王与清廷关系密切等因素的影响下,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廷同意吉盐水运至碛口。水运碛口的开通和河东盐政疲弊使吉盐销售量大增。为防止吉盐越界行销,山西地方官以碛口为界加强对吉盐管理。吉盐越界行销,干扰了河东盐政,影响到国家食盐政策和财政收支。在清廷的干预下,吉盐退出碛口,使受政策保护的河东盐占了上风,同时推动了碛口的兴起与发展。

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订误

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教材在国内高校广泛运用,曾多次修订,但第五版中仍有不足之处。文中指出了一些错误之处和不妥之处,并进行了订误,以期改进。

清至民国敦煌道教管窥——以莫高窟题记、榜文为中心

敦煌莫高窟现存有36条清至民国关涉道教活动的题记和少量斋醮榜文,真实记录了道士与信众朝山观礼莫高窟的事迹。清代以来,莫高窟逐渐成为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大批本地与外地道众巡礼莫高窟,道教的两大宗派特别是正一派较为活跃,成为敦煌道教活动的重要力量。千佛洞庙会期间,道众同参道、佛两教神灵,举行斋醮法事活动,满足着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这种经常化宗教仪式活动的开展,为道教争取到较大的发展空间,促进了道教文化在敦煌地区的发展。

从昭泽王到秃尾巴老李:焦龙王传说的本土化

焦龙王的原型是一位符箓派道士,传说他能为百姓御灾捍患,受到官府的加封,被纳入官方祀典,成为山西襄垣一带民间信奉的龙王。随着弘治年间襄垣水官冯氏迁至东明县龙王冯村,焦龙王传说发生了跨区域的转移,成为冯氏维系家族根祖记忆的主干。传说中的焦龙王逐渐由妖异形象转化为当地的保护神,并与秃尾巴老李形象结合,影响力和地位超过官府修建的龙湫祠。这促使焦龙王传说实现本土化,也为理解与阐释明清时期北方移民传说的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案例。

虞山绝婚与万历党争

万历五年(1577),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反对首辅张居正夺情被杖罢职,不久便与依附于张居正的御史吴之彦绝婚。二十一年,吴之彦遣子吴镇上疏告发吏部左侍郎赵用贤贪财绝婚,而首辅王锡爵处理绝婚案不公,使赵用贤蒙羞辞职。在张居正执政时,王锡爵与赵用贤为同年好友又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关系颇为融洽。王锡爵入阁后二人产生政治分歧,集中体现在三王并封、阁部之争等方面。为此,王锡爵借绝婚一事打压赵用贤,致使二人关系恶化。绝婚案是万历二十一年内阁派与反内阁派斗争的高潮,使阁部矛盾由隐至显,断送了赵用贤的政治生命,改变了正直士大夫参政的方式,影响到了王锡爵的再次入阁,反映了万历中期的党争分化日益明显,开启了晚明六十年党争的格局。

《高良太清观碑》考释

碑刻与碑文 《高良太清观碑》是存于石碑王庄西坑塘北岸碑楼中的一通元代碑刻。石碑王庄属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位于牡丹区的东部、定陶区的北部,距牡丹区、定陶区均30公里。《高良太清观碑》坐东朝西,通高363厘米,其中碑首高95厘米,宽95厘米,厚33厘米;碑身高195厘米,宽95厘米,厚29厘米;碑的龟趺座长230厘米,宽100厘米,高63厘米。

嘉靖、隆庆年间的“石州之变”

在嘉靖、隆庆年间,明蒙冲突不断加剧。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兵流劫石州。次年,明朝杀俺答使臣,激怒俺答,导致吉囊军队掳掠石州。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蒙古兵分三路进攻明,其中俺答主攻山西,攻陷石州并波及汾州、孝义等地,史称"石州之变"。由于明朝军队的腐败无能,俺答兵三至石州,给当地的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使石州等地防御不断加强。石州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并促成了汾州府的设立,促进了隆庆初年对北部边防整顿,为俺答封贡的实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