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及引入社会工作方法的必要性——基于两所小学的对比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动机、学习成绩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相似,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如孤独感强、性格内倾性明显、被同伴排斥的可能性大、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等,而现有的农村教育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地应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这些成长困扰。国内在农村留守儿童比较多地区推广寄宿制学校及上海、深圳等地所进行的学校社工实验,表明推广寄宿制学校并引入学校社会工作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及引入社工服务的必要性——基于苏北农村学龄儿童的对比研究

调查发现小学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的主动性、学习动机与自我评价方面没有差异,留守儿童在孤独感、日常交往、情绪稳定等方面的测量指标与非留守儿童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实是大部分农村儿童面临的共同问题。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在农村义务教育中引入社会工作服务,设置专门的学校社工岗位,聘请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农村儿童、学校老师、监护人及家长提供服务。

从社会交换理论来看作为健康传播者的乡村医生——以江苏省J市为例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人的日常行为大多属于交换行为,这种行为不同于市场行为,但也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个人与群体、组织、社会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如此。作为农村健康传播者的乡村医生,在被社会赋予相关的角色定位时,必须提供合理的社会报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与乡村医生进行"等价交换",只有这样,乡村医生才能很好地扮演其乡村健康传播者的角色。实证调查表明,社会与乡村医生之间的"等价交换"还未实现。

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作为其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这是参与式理论的中国本土来源与贡献。

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行动着的"新儒家"理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路径选择。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样也需要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它放到中国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这样,就会对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理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灾害引发的社会风险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及其对策

现代社会中灾害及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都具有社会属性,政府积极、有效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能力是对其自身合法性存在的证明。"失效的组织"会放大灾害后果,引发社会危机,进而引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如何应对灾害、降低社会风险涉及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是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

社会危机应对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工作的可能角色——以南京汤山事件为例

在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利益与价值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 ,突发性社会危机无法完全避免。建立并完善社会危机应对机制十分必要。为此 ,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与社会改革进程相适应 ,通过强化制度建设 ,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平、建全社会保障体系 ,以化解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而社会工作机构在应对突发性社会危机中 ,可以为危机的受害者提供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 ,以有效减小危机的社会危害程度。

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家庭服务的新尝试——以“人口社工”系列项目为例

由原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乐施会合作的"人口社工"项目从2008年开始启动,后经陆续拓展,变成了一个系列项目。该系列项目尝试在人口计生工作中引入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以促进人口计生工作的转型,改善家庭服务,同时,以小组工作方法与社区工作方法"赋权"农村妇女,推动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改善妇女福利、推动两性平等。项目成果与经验可以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及社会工作领域的拓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就业促进/社会融合促进:贫困单亲母亲服务需求研究——以南京市K区“彩虹项目”为例

贫困单亲母亲是一个特殊的困难人群，这个人群不仅存在着物质的贫困，同时也深受精神贫困的困扰。调查表明这个人群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社会支持网络缺乏、自我评价低、感觉到比较严重的社会歧视与社会疏离。南京市K区妇联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尝试改善目标人群就业，同时扩大其社会支持网络。经过一年的努力，项目达到了预期成效。该项目证明社会工作在就业促进、改善人际关系、扩大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能够为目标人群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战略重构——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背景要求

在温饱型的传统农业走向市场、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所处的地位等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大都可以归结到当今农村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上——农民负担问题。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对农民负担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同时借鉴他人较为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

乡村多维发展经验:来自邹平的启示

在过去的80年里,山东邹平县经历过乡村建设实验、农业集体化,现在又在进行全新的发展探索。探讨它的发展历程,可以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通过对邹平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行一定程度的农业保护和农村公共产品转移支付政策,同时用组织手段提高农民谈判地位、减少其交易成本,这是农村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农民的健康状况、健康知识及需求分析——贵州省道真县、雷山县农村居民调查报告

本文应用贵州省道真县、雷山县农村居民问卷调查资料,了解贵州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健康知识的掌握及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健康的需求。文章最后对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关注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几点建议。

"现代化"概念及其内涵

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是逐步深化、逐步清晰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经典论述和当代学界提出的关于现代化的各种"标准",对现代化涵义做了分类和概括,最后落脚到社会转型来理解现代化。从社会转型来看,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化、分工化、平等化等五个由浅入深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较浅的层面进展显著,较深的层面进展不显著。认识这一点,有利于人们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既积极又冷静的态度,从而做到既积极进取,又不急躁冒进。

乡村传播生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J市的田野调查为例

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确立、权力行使离不开大众传播。目前,我国乡村大众传播生态是不平衡的,真正的大众媒体是电视。与电视相比,印刷类媒体在乡村的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不平衡性的大众传媒生态对政府的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多个层面。要想应对这种由于传播生态变迁而带来的挑战,政府的乡村治理政策理应做出相应的变革。

梁漱溟工业化思想研究——从《乡村建设理论》看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必须把引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这里所包含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现在的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

高知女性婚恋中的认知偏差

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导致了部分男性缺乏结婚对象,与男性失婚人口不同的是,少部分高知女性也出现了失婚现象,其原因是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传统择偶模式使身处社会金字塔中上层的高知女性在婚恋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加之高知女性对自身、婚恋对象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认知偏差,这会使其婚恋选择空间缩小,加大婚恋成功难度。

南京城市居民对社区建设评价的调查与分析

依据国家对城市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 ,在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和白下区所属的 13个社区进行了走访(问卷 )调查 ,展示了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环境卫生、治安、文化建设和社区组织等方面建设工作的评价 ,并对此作出相应分析。

由强制性关系到契约性关系——试论农村经济交易基础的变更

计划经济的交易基础是非契约性的 ,农业集体化是这种非契约性关系的具体体现。今天农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公平、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契约性交易关系 ,这样就需要清理人民公社留下的两项“遗产”。只有实现由强制性关系向契约性关系的转变 ,才能改善农民的交易地位 。

儿童保护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S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及相关决议、意见与办法构成的儿童保护政策体系进行政策执行过程评估发现,儿童保护政策从提出到执行存在机构设置的层级差异,从贯彻到实施存在政策的非均衡性,从回应到协同存在多主体的博弈性,从内核到外围存在环境的差异性。而这些层级差异、非均衡性、多主体的博弈性、环境的差异性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紧张关系"与"政策阻碍"。为尽可能减少"政策阻碍"现象的发生,需完善政策内容的完备度与可操作性,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调整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偏差,持续优化政策环境。

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中的社工介入——以南京市六合区的XQ小学为例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打工经济"将会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农村留守儿童"作为这种打工经济的伴生现象也将长期存在。调查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如人身安全、孤独感高、社会性发育程度偏低、容易被同伴群体排斥从而形成内向、自卑、拘谨的性格等,而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地降低这些不确定性风险。在农村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区引入学校社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应对风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