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视野与“天下”想象的现代召唤——论废名1940年代后期的乡土书写转向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近来多被视为个人思想史性质的作品,在1940年代后期备受讨论则是由于其中“老百姓的生活”及“情绪”。小说的乡村呈现和废名1920年代的风景画式书写形成鲜明对比,既缘于对农村了解的加深,亦缘于儒家世界观的内化。作为小说叙事重心之一,“风俗”既非刚性制度,又不同于地方仪式,而是近于传统内涵;“风俗”改造超越了启蒙框架,指向介入现实的独特方式。通过描写农人的民族精神,小说确立“爱国”与“爱天下”、“救国”与“救世界”相统一的政治想象。这一想象有乌托邦性质但不乏现实根基,预示了废名此后的思想道路。和此前西方乡村文学潮流的模仿相比,废名1940年代的乡土书写揭示了另一种中国文学融入世界之可能。

转折时代的文学思想史地图——读贺桂梅《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

贺桂梅2021年出版的《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以五位作家为个案,呈现了40年代至50年代之际的文学史面貌。这部专著由作家思想的考察拓宽了既往研究对“文学”的理解方式,又通过“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并重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启示。贺桂梅的研究从当下的问题意识出发寻觅20世纪中的精神资源,凸显了学术反思的意义。

李静的鲁迅:话剧《大先生》的两个悖论

《大先生》初稿发表于2013年第1期《天涯》（剧名《鲁迅》）,并于翌年获得老舍文学奖;后经修改以《大先生》为题于201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2016年搬上舞台。剧作中,李静并没有以具体历史场景去还原鲁迅的生命经历,而是用时序跳跃的若干梦境片段组合建构＂自己的＂鲁迅形象,力求深入挖掘鲁迅在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环境中内心的矛盾、挣扎与痛苦。

走向人群:废名1930一1940年代文学实践中的《论语》资源

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构成了废名1930一1940年代文学实践的重要资源,他以“信而好古”与“微言大义”为特征的《论语》阐释方式构成了对学界主流的回应。废名从词令入手发掘《论语》的文章之美,力图恢复其被遮蔽的意义维度;又结合对现实的体认将《论语》政治观念进行发挥,借小说中的议论描绘政学相通的愿景;通过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展示出与《论语》精神相契的生活方式,凸显了儒家思想的实践向度。《论语》的接受帮助废名完成了走向人群的精神转轨,提供了传统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之富有意味的样本。

懦佛互摄与“新文学”的方向——论1940年代废名文学观念的形成

废名1940年代的文学观念与其儒佛思想密切相关,学界对废名思想形成过程与阅读经历关系的关注有待加强面对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儒佛异同问题,废名在与同时代人的对话中构筑了原创性思想体系,即通过“以佛摄儒”确立儒学的宗教向度,抬高宋儒评价,又通过“以儒摄佛”保持大乘佛教的淑世情怀,保障伦理秩序中社会责任之承担。以此为出发点,废名重思“新文学”的基本观念,设想出一条以《诗经》为范本,以儒家伦理为依托,具备“民族自觉”的文学之路。尽管有其局限,但其思路仍然构成了现代与传统之间有启发性的案例。

论郭沫若早期观念中的“净化”

在发表于1923年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②以下简称“《精神》”中,郭沫若用“自己之净化”和“自己之充实”归纳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之内核,并将其作为“传统”的当下价值之中心。在作于一年后的《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他又将王阳明的精神概括为“净化自己”和“扩大自己”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