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与实现途径

本文基于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当前和今后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与终极目标的基本立场,对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认为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包括主体要素、政策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和科技要素等。所谓主体要素包括司法判断力、司法拒斥力等;所谓政策要素包括司法公开力、多元支撑力等;所谓制度要素包括制度保障力、监督制约力、人权保障力等;所谓文化要素包括文化引领力等;所谓科技要素包括科技辅助力等。其中人权保障力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因为没有人权保障力就没有司法公信力。既然司法公信力的要素是多元的,因此,司法公信力的实现途径也必然是多元的。本文从队伍建设、制度保障、监督制约、司法公开、保护人权、科技辅助、多元支撑、文化引领以及域外借鉴等多个方面对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强调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战略性,需要多渠道并举的多元建构模式整体推进,久久为功,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价值导向视野中的司法公信力建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最高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宗旨的体现,是执政党党性和人民性的体现。它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还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加强权利法治保障,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就是加强权利司法保障。强化权利保障必须做到“切实”二字,因为它不是一种“政治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加强权利司法保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意识,只有切实有效地做到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才是真正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二,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坚持罪行法定、疑罪从无和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坚决杜绝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守住法律底线,尊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其三,必须加强监督制约,严防检察权、公安侦查权、监察委调查权以及审判权等对公民权利的非法侵害;其四,鉴于中外政治经验一再表明的——对公民权利的最大侵害来自于行政权力,因此,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是必须的,要建构这样一种机制,防止行政权肆意践踏公民权;其五,创新司法权运行机制和审判方式,构建便民利民的诉讼服务体系。总之,只有切实做到上述五点,司法公信力才有望全面提升,中国司法文明才有望全面进步。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建构一种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司法系统,它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基于业财融合的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探索

针对平朔集团原煤煤质不好、企业重资产、主要生产工艺单一、设备投入时间长等特点及引起的问题,以业财融合管理理念和方法为基础,探讨了大型煤炭企业在高质量持续前提下进行业财融合工作的切入点,论述了业财融合的工作模式和方法,以及实现企业精细管理和价值创造。

法官责任制的定位与规则

法官责任制是指因法官不当行权产生严重后果而承担责任的制度,其目的在于达到"权责统一"(权力与责任统一),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实行法官责任制是世界司法通例,也是中国古代司法惯例。在当今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有关司法责任的规定,为法官责任的建立和贯彻落实指明了一条制度性进路。法官责任制与法官履职保障制度实为一体两面,二者缺一不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法官责任制的核心,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关系到法官责任制改革的成败。对错案的类型化标准设置应当科学、合理,对错案标准的设定也应当科学、合理。对于法官责任的类型设定、法官待遇等配套措施的建立也应当及时跟进。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也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并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多重维度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赢得社会认同、公众信任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司法强制力、司法判断力、司法自控力和司法拒斥力方面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赖。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的根基,一个缺乏社会认同和公众信任的司法体系,是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的。司法公信力是由司法强制力、司法判断力、司法自控力和司法拒斥力“整合”形成的一种国家公权力量,是上述四种力量的“合力”,并靠这种合力输出正义的产品,公平而有效地解决纠纷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大众的信赖。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战略意义在于,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是一个“国家工程”,也是一个“社会工程”,它是“信用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信力建设具有多重维度,缺一不可。任重道远,需要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同心协力,精诚合作,久久为功,才会有全面实现之日。

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理论考察、文化基础与制度构建

从理论考察、文化基础和制度构建三大方面研究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我国侨界和司法界面临的一项新的事业,它利用民间力量和侨界资源,发挥中华文化中基于"和为贵"理念而形成的"调解"传统的优势,寻觅"情、理、法"的最佳结合点,力争通过最少的社会成本来化解涉侨纠纷,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它将中国基于悠久传统而形成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成功延伸到海外,辐射到异域文化圈,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凸显了中国人注重和谐的宽容精神,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更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文明的进步,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法治文明的人道性。

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应该是对司法管理权的完全否定,也不应该是否定司法管理权的行政属性,它强调的是限制或弱化当前一头独大的司法管理权,剔除其高居于司法权之上的压制性力量,将其压缩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内,并发挥其正面功能。司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标就是理顺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平衡。这是司法管理机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其远期目标应当是构建一种以司法权为主、以司法管理权为辅的司法管理模式。

社会司法:理念阐释与制度进路

"社会司法"是一种由社会组织根据社会规则进行的化解纠纷的"准司法"活动。它与"国家司法"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依据是国家制定法,并且按照法定程序由国家专门机关运行。社会司法活动是指以社会制裁力为后盾的调解、仲裁之类的行为。应该说,国家司法体现了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而社会司法则体现了社会权力与社会意志。目前,我国在治国理政方面既重视"国家治理",也重视"社会治理";既强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也强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如果说"国家司法"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那么"社会司法"当然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

信用司法的理论探究与制度进路

信用司法是一种"取信于民"的司法,取信于民意味着司法能够输出正义的产品并得到公众的认同和信赖。信用司法是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性赖以产生的基础,目前信用司法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如实行"失信黑名单"制度、虚假诉讼惩戒制度、司法责任制度、监督制度、司法公开制度等等,上述制度对推进信用司法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信用司法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信用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会助推中国司法文明的进步,还会为促进中国道德文明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对中国传统司法观的理性分析

中国传统司法观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核心,其主要表现是:仁道司法观、中道司法观与和谐司法观。仁道司法观将仁爱之道当成一种司法价值,中道司法观将中庸之道当成一种司法价值,和谐司法观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当成一种司法价值。上述司法观对抑制封建司法的非人道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检察权属性看检察责任制度的构建问题

检察官司法责任机制的完善是司法责任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司法责任制度的早期发展显示出权力属性与责任后果之间的重要关联。检察权本身的属性决定了检察责任的特殊性。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是检察工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检察责任模式的构成有重要影响。检察官的独立是检察一体框架下的相对独立,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各地司法机关在责任制度领域改革的制度创新,其所确立的权责模式是根据我国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在充分把握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关系的基础上,对顶层设计的积极回应。我国检察责任制度的构建必须以厘清检察机关的权力属性为前提。

从中西比较视角看儒家的法律传统——以法律社会学和司法能动主义为基点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儒家的法律传统可以发现,儒家所理解的"法律"是广义的,它既包括国家制定法("刑"),也包括礼制、礼义、道德、习俗、人情、天道等在内的所谓"活法"。"活法"在一般情况下并无国家强制力,但有社会强制力。当然,它在有些时候渗透于国家法典中,在另一些时候又被直接用作审判的依据———此种情况下的"活法"无疑是有国家强制力的。儒家的法观念实际上是致力于"情理"(活法)与国法之间的平衡,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张力和弹性,因此与英美法系的传统比较接近。

《尚书》所见皋陶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皋陶法律思想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是强调德法结合,其二是强调以民为本,其三是强调司法公正与审慎司法,其四是强调天人合一。其思想轮廓包括了修身、明德、敬天、慎罚和安民等要素,为后来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元素。皋陶的思想遗产不仅为先秦儒家所继承,儒家的德法结合理论、天人合一思想、民本思想及司法公正、司法审慎等都能在《尚书·皋陶谟》中找到相对应的思想,这说明儒家思想与《皋陶谟》的思想存在着强烈的关联性。《皋陶谟》所包含的思想资源可为当下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审判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首届司法管理学研讨会征文综述及相关思考

所谓审判管理,是指运用组织、指导、评价、监督、制约等方法安排审判工作、规范审判过程、考评审判绩效、配置审判资源的过程。从目前的情况看,审判管理工作的改善应着重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是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之间的冲突问题;第二是审判管理中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的问题;第三是绩效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化问题。目前深化审判管理的基本思路,一是从粗放化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二是从传统式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三是从命令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四是从刚性化管理向柔性化管理转变。

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体系的构建及其与检察权属性之间的关系

检察权既有司法权的属性,同时也有行政权的属性。以前者言之,检察权的行使要符合司法规律,即独立行使;以后者言之,检察权要符合行政规律,即上命下从。这就涉及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问题。显然,当检察官行使的是带有司法权特性的检察权的时候,他才需要承担司法责任;当他行使的是带有行政权特性的检察权的时候,则无需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部分责任,向其发布指令者应当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中国检察权实质上是一种带有行政色彩的司法权,只不过这一行政色彩在过去被不适当地强化了。因此,今日的检察改革应当注重去行政化,逐步淡化检察权的行政色彩。检察官独立与法官独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检察官独立是在检察一体化的大框架下的独立,因此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独立。这一认识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体系的前提。

和谐社会与刑诉价值观的更新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刑诉价值观,它以"和谐"为最高价值、以"平衡"为最高原则,因为利益平衡乃是实现和谐的必要手段。在和谐价值观与平衡原则的指导下,对来自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刑诉制度进行借鉴很有必要,它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诉制度。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再评价

尽管在专制政体下,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从整体上看仍然偏于严酷,但其中不乏含有人道性因素的具体制度,如录囚、直诉、调解、会审、赦宥、存留养亲、死刑复奏等等。上述司法制度的形成或确立与儒家"仁"道(人道)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它们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人的人格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的正当利益的关注,其人道内涵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这正是我们今日构建人道化司法文明所应借鉴的。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特点与价值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具有:监察官位卑权重;奉行监察权法定原则;监察官犯罪加重处罚;互监互纠;监察回避;垂直领导;监察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注重对监察官员的任用考核;"代天子巡狩",即代表皇帝巡察地方、监督官员,等等特点。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中的部分内容即使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它不仅对我们完善监察制度有借鉴价值,而且对我们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有借鉴意义。今天,在我国腐败形势异常严峻、国家长治久安遭遇重大挑战的情况下,重温中国古代监察史,吸收其经验教训,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