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名山”:由《祭父文》看李棠功业观

李棠作为清末民初的官员书家,以爱民如子的政治功绩蜚声,以浑然天成的书法作品名世。由追逐功名到追求功业,李棠的功业意识源于传统儒生对经世致用的人生目标的追求,于日后济世安邦的实践中臻于完善,最终形成以“功在名山”为核心的功业观。李棠现存的牌匾、楹联、墨迹等书法与文学作品是研究其为政期间复杂心路历程与功业观递嬗过程的重要史料,亦是窥探晚清民国时期陕北社会民生与流风遗俗的切入点。

清末民初曲阜地方金石志中书学生态谫论——以孔祥霖《曲阜碑碣考》为中心

“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看曲阜”,《曲阜碑碣考》是孔祥霖立足于清民之际曲阜现存碑碣进行的研究,不同于传统地方金石志的广、博,孔祥霖将目光集聚于曲阜,进行田野考察与文本研析并重的研究方法,推动曲阜金石志研究迈向精、深。孔祥霖此举不仅有利于以碑证史,而且为研究清末民初曲阜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手史实支撑。同时,在乾嘉经学的影响下,《曲阜碑碣考》的出现做到了以史考碑,为此历史环境下特殊的书学生态提供了研究切口。

丹青不知老将至——漫谈吴让之的艺术成就

印章技艺的发展是一场接力赛。从先民陶拍的随心所欲;到秦汉百工传承的家族技艺;再到明清文人介入,使篆刻由一种单纯的技艺传承转化成风格的流变与创造。吴熙载,字让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是晚清极具杰出成就的篆刻家。本文从吴让之的生平与艺术造诣入手,探究吴让之书法篆刻领域的卓越成就,文章主要内容包括:着眼于吴让之的生平,将他的个人生涯与艺术人生两条线索结合在一起,探究吴让之书品、印品与人品的关系;从绘画、书法、篆刻三个领域大概了解吴让之的艺术造诣,重点研究吴让之篆刻领域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其师承邓石如、包世臣,而后发扬邓石如"以书入印"的观点,独创了"披削法",为后世印人提供了新鲜的学印思路。

龙形图像探微

龙是中华民族信仰的来源,是权力与力量的象征,同时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子孙繁茂、生活祥和的向往。起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和神力的敬畏,兴于社会风气和思想潮流的确立,盛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龙沿着历史的纵向坐标轴延伸生长,形象越来越具体,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始终代表着人们心底最原始的企盼。文章结合具体文物,着重研究龙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分析龙图腾在中国人心中的意蕴,探讨龙与我国民族情结的渊源。

书法走向世界的思考——结合日本书法对书法艺术发展的意义

书法是历经时代打磨的一块美玉,方寸之间折射着中国式的宇宙。日本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分支,接受着传统的滋养,逐渐生枝散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同时壮大了书法这一本源。书法有着辉煌的过去和深厚的底蕴,使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其他文化的现代性相区分,显得独特却略带寂寞。本文将日本书法与中国书法的历史、现状等特点结合进行讨论,思考书法走向世界的相关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包括:(1)着眼于书法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转型、书法在中国发展中遭遇的挫折,理性思考书法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角色;(2)通过日本书法的发展脉络,分析日本书法对于我们的意义;(3)结合书法的本体特征,探讨书法走向世界的合理性和重要性;(4)基于对中国书法与日本书法的研究,分析书法走向世界的方法。

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徐传法《金代书家与书风嬗变研究》评介

史学研究中对“碎片”概念的理解和应用离不开对“碎片化”这一时弊的反思和理解。有学者认为,“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满足于史料的堆积,而缺乏对历史的思考,缺乏深层次的思维,轻视理论和整体研究的倾向”1。而避免“碎片化”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发掘“碎片”价值”以及“如何将“碎片”与“整体”的历史图景结合”的问题。

古典化:乾嘉经学引导下民国学者书家的艺术实践

清末民国之际,社会局势的剧变引起了学术界的波动,为民国学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但中国本土的古典文化教育基础并未消失,经学影响下的传统艺术思维模式成为民国学者书家坚守自身特色的金汤之固。民国学者书家的艺术批评与创作实践展现了此时期学者书法知识化、学理化的嬗变历程,由此可探明注重“闻见之知”的乾嘉经学于民国学者书家群体的提挈作用。在古典化的影响下,学者书法的学术与艺术张力相得益彰,民国学者书家由此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