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儒学史的角度来看茶山道德情感论的意义--兼论朝鲜性理学“理的下向化”问题

作为韩国儒学派的重要人物,茶山丁若镛(1762—1836)虽然非常肯定朱子的地位,但却试图超越朱子,主张追溯孔孟儒学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儒学思想的本质。茶山以经验性的事例和经典文献为依据来论述性善说的实践可能性,试图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情感来寻找人的本质属性,这比一般性理学形而上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茶山的道德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变到了日常的"生活世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世界。这与儒学的本旨并无大异,只是茶山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理想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这在朝鲜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统治主体与客体关系看儒家的理想国家论

儒家追求的理想国家是"生命共同体、教育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有机结合的整体。作为统治主体的"君主",应充当民之父母的角色,服务于作为统治客体的"民","士"作为统治集体的一部分,以其独具的独立、自律、主动、未受任何权力和关系制约的特性,辅佐君主的同时,又对最高统治主体起到牵制作用。民作为"国之根本",是统治主体权力的根源所在。"君主"与"士"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身、排除私欲、归"人民"于"道心",才能真正化解统治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天下太平,建立和谐的国家。

从韩国儒学的角度解析儒学的生态伦理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和蔓延。所以,抛弃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基于这一点,韩国儒学史上的"人物性同异论"给我们带来了有用的启示。虽然同论派和异论派在如何认识人与物的本然之性上有本质分歧,但两派都承认物这一非人类存在也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这就赋予了物"道德性"和"精神性"的层面。

后现代文明与儒教的宗教性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关于18～19世纪韩国儒学“人物性同异论”的生态学解释

"人物性同异论"是韩国儒学"湖洛论争"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产生于18世纪初期的畿湖学派。"人物性同异论"对围绕"物"是否具有全部的五常之道德展开了论辩。但是不管是"同论"还是"异论",他们对于物的道德性都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人物性同论"强调自然具有与人类一样的道德性,因此也应该受到与人类相同的道德性照顾,应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这种试图将自然与人类同等看待的观点在"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等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天道不仅存在于人类之中,同时还存在于自然之物之中,因此自然之物是和人类一样宝贵的。甚至当我们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时,自然之物可能是比人类还要宝贵的。人类作为个体生命对其他生命无节制的榨取和破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倾向的思想为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作用。

栗谷孝思想的理气论基础研究

栗谷在《圣学辑要·孝敬章》中主张“人子之身,父母生之,血肉性命,皆亲所遗”,即人之身体是血肉与性命的综合体。他对身体产生这种认识的理气论基础是在重视理的同时,积极强调气的能动性与自主性。他否定理对气运动的统治,认为阴阳动静可以看作自我的原因,这是他对理气概念的一种新的诠释。在对主理的倾向和主气的倾向进行批评、综合的过程中,一些折中的做法使得他自身的理论体系显得有些矛盾,而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自尔”和“所以然”的关系上。从形式伦理学上看,代表着气由于自身原因产生运动的“自尔”,和代表着理对气的主宰性和统治性的“所以然”本来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矛盾关系,而“妙”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正是栗谷的自得处。

朝鲜王朝后期儒学与西学的交流——以茶山丁若镛的经学思想为中心

朝鲜王朝后期的儒学在西学的冲击之下,逐渐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批判性地吸收西学,开创性地构建了新的实学思想体系,对朝鲜半岛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茶山丁若镛是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论虽然有“脱朱子学”的倾向,但究其根本仍是朝鲜性理学,只是部分接受并融合西学思想,使朝鲜后期的实学逐步体系化、完整化,具有过渡作用和借鉴意义。

由韩国儒学到“主知”的韩国

自19地纪后半期开始，韩国被动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在这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斥邪卫正论、开化论等思想，但韩国最终没有逃脱被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的命运。亡国后的朝鲜士人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了所谓的“儒教亡国论”。

儒学的理想世界观

本文意在考察儒学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是何种的共同体。通过比对儒家对管理社会共同体的两种方法,即"政与刑"和"德与礼"的看法,首先可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社会的成员各自根据先天的道德情感节制自己的欲求,自律地遵守共同体的秩序,积极地去实践共同体的善的"道德共同体"。要建立这一"理想社会",需要统治者具有道德的感化力、节制自身无限的自私欲望的力量,和能将有限的价值资源平均分配的力量。而实现这一"理想社会",则要有普遍的先天性的道德情感作为基础。因"耻""好善恶恶"等道德情感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之中,只要依顺这一情感而行动,共同体自然就能够得到维持和发展。在这一共同体中,能够教化百姓认识到自己本来所具有的普遍道德心,使之觉醒的修身者,即明德之人,是安民、新民的主体,也即道德共同体运营的主体。又通过对《中庸》《易传》思想的分析可知,构建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命共同体,使天地之间的所有生命体可以"各正性命",万物调和,乃是儒教所追求的最终极的理想社会。

朝鲜后期儒学的“心学化倾向”

18—19世纪的朝鲜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心学化倾向"。畿湖学派学者巍岩和鹿门在"心是气"的学派宗旨基础上推导出了"心性一致"。巍岩认为"心是气"的气是湛一清虚的本然之气,本然之心由此纯善的本然之气构成,故心性一致。鹿门继承了这种"湛一之气",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理气一致,心性同实"。岭南学派的寒洲也在朱子和退溪的"心合理气"理论基础上推导出了"心即理"。他以"心为太极"为论据指出,本心就是天理。虽然他们三者都在性理学的术语和逻辑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学问体系,但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一种心学化倾向,由此也反映出朝鲜后期儒学内在的"求心性"特征。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背景紧密相关。

栗谷对人心道心分判的阐释特征研究

栗谷对人心道心的阐释与朱子有本质的不同,认为人心道心二心的根源都是理,是“一源论”;朱子的“或生或原说”是阐释学层面的主观表述,而非存在论层面的事实论述,因此不是“推本之论”。栗谷根据所由来者是“性命在心”还是“血气成形”,所指向的对象是道义还是口体,所乘之气是本然之气还是所变之气,判断源于理的心是流向人心还是道心。栗谷这种创造性的阐释方法,加速了儒学在韩国的本土化,对朝鲜朝中后期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