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

杜威访华引起了各种反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在教育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尤为关注作为教育学家的杜威,这与杜威著有水平极高的《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学书有关。在中国,杜威被有留美经验的知识分子介绍到知识界,而这些知识分子对杜威的了解极为多元,有时甚至会有"误解"。陶行知在深受杜威影响的同时,对杜威的了解就很独特。在杜威的教育理论当中,陶行知特意提到的是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儿童自发性部分。他还常涉及"自动"概念,强调社会不可能被关在学校里,并通过重新解释传统的"人欲"、"天理"观念,给杜威的"自动"赋予了崭新的一面。这与他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相关联。

“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

文章将探讨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来自英国边沁的思想,而近代日本和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自私则有损利他,利他则有损自利。然而,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自私增加个人的能量,使集体活性化,最后走向利他。功利主义被导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时,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当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也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撰写了《乐利主义之泰斗边沁之学》(1902年),针对明治初期将功利主义理解为"乐利主义"的讨论,表明了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立场。那时,梁启超颇为善意地介绍了从"爱己"主义的观点理解功利主义的加藤弘之。可是,其后,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我觉得其背景,既有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一面,即从重视"公德"转移到重视"私德",又有受到严厉批判加藤弘之的井上哲次郎影响的一面。

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

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政治思想,受伯伦知理影响最深,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通过他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开明专制论》考察其政治学受容系谱,针对伯伦知理的受容问题,进行史实的发掘和分析。

我与中国研究之缘——沟口雄三氏访谈

生平,从大学时代到教育基础课程时代沟口雄三:我出生于1932年,我们这一代在上小学时都曾经历了中日战争。儿时我曾经看过一张日本军队正在屠杀中国人的照片,那个记忆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不可思议的是,关于那张照片的记忆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时隔20年突然苏醒的。在我上大学之前,它在我脑海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上了大学,入住中国研究会的宿舍,我开始从事中国研究。我读了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丛书,接触到日军在亚洲诸国及中国的残暴行为以及抗日战争的势态,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就像被肢解了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刻,20年前的记忆突然苏醒了。对于这个记忆的苏醒,我一直介怀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