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主义”电影:文化传统及其启蒙现代性

1920年代,郑正秋开创的“良心主义”电影相较于当时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游离于“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之外。但是,“良心主义”电影所具有的启蒙主义意识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民间启蒙运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话语的裂变,以及电影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良心主义”电影事实上依然发挥着对普通民众强有力的启蒙作用,也构成了中国民众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如此,这一建立的过程还显影着深切的“救亡”意识,与彼时的大革命一起汇成巨大的救亡潮流。

“国片复兴”运动的“良心”传统、城乡构形与启蒙想象——以《故都春梦》及其本事为考察中心

“国片复兴”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开创性的事件。在孙瑜的《故都春梦》与“良心主义”电影的比照中,我们可以洞见“国片复兴”运动和“良心主义”电影之间的紧密承续关系,也即,所谓“复兴”,事实上是对20世纪20年代“良心”传统的复兴。无论是对郑正秋,还是对罗明佑来说,启蒙主义一直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内涵,而其作品也大多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来构建叙事,传达社会教育和民众启蒙的理念,《故都春梦》所采取的“城乡构形”也是如此。借助城市(现代)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矛盾,来表示某种启蒙话语,在郑正秋的电影序列中能找到先例。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的转变,导致不同时代的作品在城乡构形层面呈现出明显差异。《故都春梦》显示出城乡构形的激烈对抗性,集中表达了以罗明佑为首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及其启蒙主义理想的内在分裂,同时也印证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从“个体”走向“集体”的历史进程。

底层狂欢、他者欲望与剩余快感:论《年会不能停》的叙事策略与主体建构

《年会不能停》以狂欢化的叙事制造了强烈的反差,在底层人物与精英人物的矛盾中形成戏剧张力。底层狂欢是影片的主要叙事策略,并试图通过一种宣泄式的狂欢行动去解决矛盾,但是叙事的狂欢化客观造成了故事本身及主体建构的幻想性。影片通过对胡建林等人的自我与他者的欲望结构分析发现,他们的欲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消解或满足,而是在狂欢化叙事策略中遁入“剩余快感”之中,在幻想之中自行抹除了其间的裂痕和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