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唐代协律郎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日本著名音乐史专家岸边成雄认为,唐代的协律郎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此说已成定论。但是,经过对唐代全部协律郎的考察,发现一部分协律郎固然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但并不是所有的协律郎都具有音乐才能。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中唐以后,协律郎有时仅是一种虚衔。协律郎具有充任乐队指挥、创制乐曲、创作歌辞和完成选词入乐等多种职责。

唐代教坊及内教坊乐官考论

教坊的乐官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教坊的高级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尽管有的教坊乐官深受皇帝宠信,但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任职方面颇受限制,其地位要比其他的官员低。唐代的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

关于唐代教坊乐工的几个问题

唐代教坊乐工既有乐户、民间乐工和胡人乐工,也有民间乐工挂名教坊。他们的身份不同,但主体是乐户,其身份以官奴婢和官户为主。教坊乐工的社会地位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的法律地位不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直接服务于宫廷,所以有时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教坊乐工的经济收入由教坊发放的衣粮钱物、皇帝的赏赐、求乞所得、以本钱生利所得、在教坊以外演出所得几个方面组成。

略论唐代梨园的兴衰

梨园的兴衰,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梨园弟子产生于开元二年(714),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要。从梨园弟子产生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段时间为梨园的全盛期。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奔散,肃宗收京后,梨园得以重建。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都归到太常寺。晚唐末年,梨园弟子消亡殆尽。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辩证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中所涉及的音乐机构和乐人身份学界向来有不同认识,经过对唐代乐府制度的详细梳理,本文以为诗序中的"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分别指的是宜春院的女伎和梨园弟子,"外供奉舞女"指的是教坊(即外教坊)女伎。公孙大娘在开元初就已供奉宫廷,其身份为宫廷乐伎,推测是梨园弟子。杜甫之所以在郾城能够看到公孙大娘的表演,是因为在开元初年内廷歌舞曾经到宫外演出。

论唐代二部伎的性质及其与多部伎的关系

二部伎是唐代宫廷中具有较强政治性的宴享雅乐,但二部伎和多部伎政治性的表现有所不同:多部伎表现的是大唐的抚有四海和四夷宾服,二部伎表现的则是大唐开国之艰难及国家的安乐祥瑞,表现的是帝王之丰功伟绩及受命于天。二部伎和多部伎关系复杂,二部伎中的一些曲目与多部伎相同,或存在渊源关系,二部伎的创制吸收和改造了十部伎的一些曲目,但只是较少的一部分。同时,二部伎对多部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唐代梨园弟子的产生与沿革考述

梨园弟子产生于开元二年,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要,从梨园弟子产生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段时间为梨园的全盛期。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奔散,肃宗收京后,梨园得以重建。大历十四年,唐德宗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都归到太常寺。晚唐末年,梨园弟子消亡殆尽。

唐仗内教坊及中唐教坊合署问题考辩

学界对文献中记载的"仗内教坊"的性质有多种意见。从字义看"仗内"指宫廷之内,从位置看"仗内教坊"和教坊同在一处,而"仗内教坊使"同教坊使一样均由宦官担任,其乐工在身份上也同教坊无异。所以,所谓"仗内教坊"当即是唐代宫廷的教坊,"仗内教坊"只是教坊的别称。目前学界多主教坊在元和中期"合署"之说,因中唐只有一个教坊存在,所以教坊"合署"之说亦属不当。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陆游学杜甫诗考辨

陆游对杜甫非常推崇,他诗中化用了大量杜甫诗,陆游是宋代诗人中使用杜甫诗典故最多的诗人。陆游精心安排对仗,他诗中的当句对和具有"时空并驭"特征的对仗,可以看作杜甫以来精心锤炼语言的传统所产生的影响。陆游的一些五七言诗也直接学习和模仿了杜甫诗。尽管如此,陆游诗总体上和杜甫诗并不相似,杜甫诗之苍茫深厚尤陆游所不能及。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论梅尧臣诗歌的艺术特征及其与杜诗的关系

梅尧臣诗歌风格多样,但总体尚可以"平淡"概括。从诗歌创作看,梅尧臣诗歌多写秽恶琐屑之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美感。梅尧臣推崇杜诗,在诗歌内容上关注国事和民生,使用杜诗典故,注重诗句锤炼,也使用杜诗中常用的句法。他的诗歌总体上并不学杜,但明显受到了杜诗的影响。

唐代“四夷”、“边将”献乐考述

四夷和边将所献音乐在太常寺管理的音乐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亦是唐代太常寺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代的四夷献乐和边将献乐丰富了唐代的音乐,促进了中外音乐的交流和融合。本文对唐代的四夷献乐和边将献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奉儒守官 ,自比稷契 ,他对朝廷处分陷贼官吏是支持的 ,对能持节不辱者尤表赞赏。但是 ,杜甫以为郑虔并未附贼 ,不应被贬职 ,故多次把郑虔比成苏武 ,为他鸣不平。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 ,使杜甫赠郑虔诗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