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聲——忆魏金枝先生

1960年,我从机关工作调到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编辑部(后改为《上海文学》,又改为《收获》)。魏金枝先生是副主编,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记得报到那天,编辑部同志把我领到主编办公室,只见一头花白短发挺硬得象刺猬似的魏老正伏案看稿,神情十分专注。直到我们走到他的写字台边站定,陪我的同志叫了一声“魏老”,告诉他我已来报到上班了,他才抬起头来,象羚羊抵角似的从眼镜框外看了我一眼,答应了一声“噢”,接着便又看起面前的稿子来了。陪我的同志和我一起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

《重放的鲜花》于1979年5月出版后，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轰动，也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刊物，都以赞扬的文字语言报道消息，发表文章。更有全国的读者纷纷寄来大量热情赞扬的信，甚至放鞭炮庆祝出版。《重放的鲜花》为何影响如此之大?因为它选收的作品，都是1957年反右期间被批判的“毒草”，有些作者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它的出版为这些作品和作者正名，成为编辑界解放思想的象征。

我所认识的戴厚英

与戴厚英同事,始于1960年,而真正"认识"她,成为朋友,那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文革"结束,她写《诗人之死》的时候了。江淮才女初露头角要说戴厚英这位江淮才女,得从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的"49天会议"说起。那个以批判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艺(所谓"挖祖坟")的作协会员大会,分组讨论时,有几位教授、作家对否定人道主义发表了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怎么行哩?于是郑重对待,部署批判,会议前前后后开了49天。

闲话命题和命题创作

给作品命题,是作家劳动过程中的一道工序,而命题创作,则是另外一码事了。许多作家对作品命题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举例说罢,《家》在创作时题为《春梦》,发表时改为《激流》,出版单行本时才定名为《家》。一个“家”,最好不过地鲜明深刻涵盖了这不朽之作的内容。题名数易,那是作家对命题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但也有其他的情况:作家并不是为精益求精而易题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原先名为《专案组长和她的专案对象》,这书名切题、鲜明,有悬念具有时代特色,在十年浩劫刚刚收场的那年代。

人说朱东润“悭”

朱东润,我读大学时的老师,1896年生于江苏泰兴。21岁任广西第二中学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4月,任武汉大学外语讲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0年后,从事古代传记文学研究。1949年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他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张居正大传》等。他谢世时已92岁。朱东润先生离开我们近11年,可他留给我的印象却难以抹去……

他为何只做实业不做投资

在号称“中国鞋都”的温州，有一个署名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QQ网站，一首节奏感很强的土耳其进行曲占领着空间。这个实名的QQ主人是47岁的王建平，他的发家史几乎和温州所有商人一样：小时候很穷．改革开放以后创业，从小作坊做到大工厂．在制造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直到有了自己的品牌——“哈杉”皮鞋．并小有名气。他自称做的全是“素菜”，一点“红烧肉”也没有。就是只做实业不做投机，永远不受“红烧肉”的诱惑。

接班面临“双九困境”

“90％的老板要儿子接班；95％的儿子不愿接班”。这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民营企业改朝换代的“双九困境”。这种颇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完全是国情所致。建国以来，民营企业生生死死，最近30年改革开放，民营企业才恢复生存。所以，体制决定了中国民营经济的软弱性，也决定了民营企业延年益寿、改朝换代的困境。

从多角度透视戴厚英

初见《戴厚英啊戴厚英》,有点不以为然,甚至怀疑是否出于经济效益考虑而起了这个书名。读了《编后记》,说这书名表达了许多作者对她的惋惜和悲叹,还和她的成名作《人啊,人!》相呼应,看到这本书联想到那本书,觉得也不无道理。书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容。它是一本怀念集,也是一本评传,一本别具一格的戴厚英评传。说它别具一格,因为全书五十二篇文章,出自五十三位作者的手笔。哪有这么多作者为一个人写一本评传的。近半数作者是她的挚友知交、至亲骨肉。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