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物安全实验室人员焦虑现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新疆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人员焦虑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21年,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新疆106个县的各相关疾控中心单位实验室、医院检验科等部门的8 500名BSL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焦虑的可能影响因素。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7 924份,有效回收率为93.2%。焦虑检出率为34.93%(2 768/7 924)。其中轻度焦虑检出率为19.95%,中度焦虑检出率为8.99%,重度焦虑检出率为5.99%。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相对于男性发生焦虑的风险更大(OR=1.418,P <0.05);相比<24岁者,30~44、≥50岁者更容易发生焦虑(OR=1.298、1.482,P <0.05);相比未婚,已婚者发生焦虑的风险上升(OR=1.159,P <0.05);相比无请假者,有请假者发生焦虑的风险升高(OR=1.228~4.405,P <0.05);相比工龄≤5年者,工龄6年及以上发生焦虑危险性升高(OR=1.444、2.002,P <0.05);相比实验技术人员,后勤、工程人员发生焦虑危险性上升(OR=1.280,P <0.05);相比固定白班者,倒班者发生焦虑的危险性上升(OR=2.051,P <0.05);患冠心病、消化性溃疡者发生焦虑危险性上升(OR=1.848、2.951,P <0.05);相比中专及以下学历者,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发生焦虑的危险性降低(OR=0.685,P <0.05);相比不运动者,每周运动者发生焦虑的危险性降低(OR=0.708~0.775,P <0.05);相比睡眠质量差者,睡眠质量良好者发生焦虑的危险性降低(OR=0.201,P <0.05);相比月均收入3 000元以下者,月收入≥4 000元者发生焦虑的危险性降低(OR=0.685~0.771,P <0.05)。结论 新疆BSL工作人员焦虑发生率较高,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应重视对其的评估与干预。相关部门应从多个层面加以干预,减少员工焦虑情绪的发生。

生物安全实验室人员职业倦怠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对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人员职业倦怠患病情况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探究BSL人员发生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方法2021年5月采用横断面调查法从新疆地区4个地级市、5个地区、5个自治州、区招募7924名BSL工作人员,使用马斯勒职业倦怠普适量表(Masler burnout scale,MBI-GS)进行职业倦怠测量。以地级市、地区、自治州作为空间分析单位,以新疆行政区边界矢量地图作为基础地图,采用ArcGIS 10.8和SPSS 26.0软件进行职业倦怠患病的空间分析及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新疆地区BSL人员职业倦怠患病率为83.34%,局部空间分析显示,新疆地区BSL人员职业倦怠患病具有聚集特征,新疆地区BSL人员存在“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地区。职业倦怠患病率热点区域集中在吐鲁番市,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职业倦怠患病率东西方向几乎为直线分布,即从西部到东部地区职业倦怠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南北方向呈“n”形分布,从南方到北方职业倦怠患病率先升高后降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岗位类别、月收入和实验室等级均是BSL人员发生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BSL人员职业倦怠患病率从西部到东部地区呈上升趋势,从南方到北方呈先升高后降低。新疆地区BSL人员职业倦怠患病率在空间分布呈聚集分布,存在空间正相关,具有一定的地区聚集性。年龄、文化程度、岗位类别、月收入和实验室等级均是BSL人员发生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人员职业紧张及其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关系研究

目的了解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现况,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的关系。方法2021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新疆各地区BSL工作人员进行调查。采用付出回报-失衡调查表(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调查职业紧张情况,《中国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调查WMSDs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性匹配法对是否患WMSDs员工的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因素进行匹配后,再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与BSL工作人员WMSDs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纳入BSL工作人员7924人,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3.38%(6607人),WMSDs患病率为69.16%(5480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SL等级为二级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BSL等级为一级的工作人员的1.219倍(P<0.05);30~44岁组、≥50岁组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20~25岁组的1.221倍、1.375倍(均P<0.05);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BSL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中专及以下的1.527倍、2.379倍(均P<0.05);管理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其他岗位(后勤人员,工程人员等)的1.772倍、1.840倍(均P<0.05);月均收入≥4000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4000元的1.374倍(P<0.05)。倾向性评分结果显示:匹配前,大部分变量在两组员工(是否患WMSDs)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匹配后,得到BSL工作人员2223对,两组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变量(性别、BSL等级、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职称、岗位类别、婚姻状况、月均收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匹配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RI量表中付出维度、回报维度和超负荷维度得分与BSL工作人员出现WMSDs的风险为正相关关系(OR=1.06、1.01、1.06,均P<0.001)。结论职业紧张和WMSDs在BSL工作人员中较为普遍,职业紧张可能增加发生WMSDs的风险。应根据工作人员能力的不同,合理地分配工作任务,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及时安排心理咨询和指导,积极预防BSL工作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

2005—2019年中国一、二期梅毒发病趋势

目的 明确中国2005—2019年一期与二期梅毒发病情况及趋势,为我国梅毒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提取中国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2005—2019年梅毒各年龄组发病人数、发病率数据。使用Joinpoint回归拟合发病率变化趋势;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APC模型),分析梅毒发病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结果 Joinpoint结果显示,2005—2019年一期梅毒发病率平均每年下降1.90%,AAPC_(2005—2019)=-1.90(95%CI:-3.80~-0.01,P<0.05);二期梅毒发病率平均每年上升0.20%,AAPC_(2005—2019)=0.20(95%CI:-1.50~1.90,P>0.05)。2005—2009年,一、二期梅毒发病率呈上升趋势(APC=17.56%、14.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012—2019年,一、二期梅毒发病率呈下降趋势(APC=-13.82%、-8.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APC结果显示,梅毒发病率受年龄、时期和队列的影响(P<0.001)。年龄效应显示,两个高风险年龄组为25~29岁及≥55岁。时期效应显示,发病风险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队列效应显示,一期梅毒队列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后移而增加,但1998—2002年出生队列后出现下降趋势;二期梅毒2003—2007年出生队列后呈下降趋势。结论 2005—2019年一期、二期梅毒发病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青年和老年人群是高风险年龄组,需加强防控工作。为有效防治梅毒,应该实施针对性强的综合措施。

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应急计划完善研究

通过对各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的案例分析,针对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应急计划现状总结了国际上生物安全实验室应急响应计划的优点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应急响应体系结构、强化实验室人员培训和应急能力、加强信息交流和风险沟通等改进建议,旨在提高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应急响应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应急计划提供参考。

2019—2020年乌鲁木齐市水痘流行强度及高峰期预测研究

目的 利用移动流行区间法(moving epidemic method, MEM)评估乌鲁木齐市水痘流行强度,建立该市水痘监测阈值,为分级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利用MEM对乌鲁木齐市2010—2019年每年第30周至次年第10周水痘监测发病数据建模,筛选指标包括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马修斯相关系数和约登指数,评价2019—2020年乌鲁木齐市水痘流行状况。结果 2012—2013年和2018—2019年数据质量较差,予以剔除。利用剩余年份数据重新建模后,最优参数值为3.0,灵敏度、特异度和约登指数分别为0.73、0.98和0.7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中等、高和极高强度阈值分别为100、126和140例,2019年第36周进入水痘流行前阈值,随后快速上升超过中等强度阈值,并在2019年第45周到达高强度峰值水平。结论 利用MEM建立水痘流行预警模型,可计算水痘的流行开始时间及流行强度,预测疾病流行至高峰期的时间,在水痘的预警中效果较好。

职业紧张与睡眠质量对新疆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生存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新疆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睡眠质量和生存质量之间的关系。方法2022年7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新疆各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抽取1980名在岗人员,通过问卷星网络调查平台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测量生物安全实验室人员职业紧张、睡眠质量和生存质量情况,并进行组间比较,评估职业紧张,睡眠质量和生存质量的相关性。采用AMOS 21.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睡眠质量在职业紧张和生存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回收有效问卷1591份,有效回收率80.4%。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7.0%,睡眠障碍检出率为37.1%。生存质量得分中位数和第25、75百分位数为56.76(49.81,62.12)分。30~39岁、大学本科学历、工龄在11~20年、中级职称和每周不锻炼组生存质量得分较低(P<0.05)。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睡眠质量得分与生存质量得分均为负相关(rs=-0.435、-0.441,P<0.01),职业紧张与睡眠质量得分为正相关(rs=0.371,P<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和睡眠质量对生存质量均具有直接效应(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52,P<0.01),职业紧张可通过睡眠质量间接影响生存质量(β=-0.29,P<0.01,中介效应占比63.0%)。结论BSL人员的职业紧张程度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其生存质量不佳。生物安全实验室应合理安排工作任务,构建良好的工作体系,提高其生存质量。

新疆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倦怠与焦虑症状对工作能力影响

目的了解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BSL)工作人员职业倦怠与焦虑症状对其工作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新疆地区5808名在岗BSL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职业倦怠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工作能力指数量表》评估其职业倦怠、焦虑症状和工作能力情况,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检验焦虑症状在职业倦怠与工作能力间的中介效应。结果BSL工作人员的职业倦怠、焦虑症状和工作能力差的检出率分别为83.1%(4829/5808)、37.2%(2160/5808)和5.8%(339/5808)。BSL工作人员职业倦怠与焦虑症状得分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0.48,P<0.01],职业倦怠和焦虑症状得分分别与工作能力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分别为−0.58、−0.51,P值均<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倦怠对工作能力的总效应为−0.31,直接效应为−0.15;焦虑症状在职业倦怠与工作能力间的中介效应为−0.16,占总效应的51.6%。结论新疆BSL工作人员职业倦怠与焦虑症状检出率均较高;焦虑症状在职业倦怠与工作能力间存在中介效应。可通过改善职业倦怠和焦虑来提高BSL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生物安全实验室人员职业倦怠的常模构建

目的 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通用版倦怠量表(mbi-general survey,MBI-GS)常模,为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倦怠状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0年12月—2021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按照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龄等统计学指标,用MBI-GS对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7 911名职工的职业倦怠状况进行调查,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统计学变量工作倦怠得分进行比较,分别建立均数常模、分类常模、百分位数常模和划界常模。结果 总体同质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72,折半信度(Guttman)值为0.939,各分量表相关性为0.059~0.660(均P<0.01),KMO值为0.924,信度、效度良好。7 911名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MBI-GS量表职业倦怠得分方面,不同性别、文化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年龄、工龄、职称、岗位类别、婚姻状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 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MBI-GS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倦怠常模,为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职业倦怠的研究提供线索和依据,也对生物安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健康管理和改善职业倦怠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应对方式在脑力劳动者职业紧张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 了解脑力劳动作业者职业紧张和抑郁情绪的水平,并分析不同应对方式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通过简便抽样方法调查脑力劳动人群,使用付出-回报失衡量(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紧张、应对方式及抑郁水平进行调查。结果研究最终调查了1 591名脑力劳动者,抑郁检出率为24.26%,脑力作业者的ERI值、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的得分分别为(1.02±0.41)分、(23.76±8.10)分、(10.35±6.47)分和(42.47±12.97)分。偏相关结果表明,消极应对与职业紧张和抑郁成正相关(rs=0.103、0.240,P<0.01),积极应对与职业紧张和抑郁成负相关(rs=-0.287、-0.413,P<0.01);回归结果显示,职业紧张对消极应对方式和抑郁有正向作用(b=18.786、1.970,P<0.05);应对方式在职业紧张对抑郁作用中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作用值为0.113,效应占比为21.61%(P=0.007)。结论 应对方式在脑力劳动者发生职业紧张和抑郁之间充当中介角色,会间接影响抑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