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再探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彻底认识军队的重要性,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起点。多年来,史学界对南昌起义作过大量的研究,对它的历史功绩,有口皆碑。但是,至今对起义时机的选择、转兵南下的方针、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也说一些粗浅看法,名日“再探”。

试论“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我们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指导,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七年多的时间里,党内连续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给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根源的。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曾作过分析,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只强调了作为社会根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而对党内的主观原因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

对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时部队番号和左路军力量配置问题的考订

1935年8月,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混编时部队的番号和左路军的力量配置,党史界的说法历来不一。最新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一些有关革命回忆录,在提法上也不一致。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三种: (一)没有三十二军说。认为“右路军以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以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3年2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就持这种提法。(二)、没有三十三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王健英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见《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