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政策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基层治理调查的数据分析

大学生村官选派,是影响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因为实证数据所限,既有研究对该政策在基层的整体成效和影响因素缺乏学术共识。利用中国基层治理调查数据,对全国的村/社区大学生村官选派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定量分析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选派政策有广泛影响,充实了基层治理的人才资源。但是,不同的村/社区大学生村官的数量和稳定性差异较大,这与省级政府的资源水平、社区集体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比较而言,不同地区的大学生村官数量主要受到国家政策影响;但村官队伍稳定性则与地方经济关联较大。这反映出,村官选派的政策成效同时受到政策力度和地方经济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维度不同。基层治理的研究需要具体数据的实证积累,这一研究发现对理解政策实施成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与影子教育选择——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分析视角

影子教育市场的形成源自家庭教育需求,这一需求不仅受制于多重“硬性”的家庭资本,还受控于“软性”的家庭文化价值观。家庭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中得以建构和传递,并且深刻影响着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选择。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了家庭文化价值观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权力距离越大,意味着公平感越强,家庭越希望通过加大影子教育投入,以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不确定性规避越低,意味着家庭越偏好风险,家庭期望增加影子教育支出获得“高风险”带来的“高回报”;家庭集体主义感越强,其从众心理越强,对影子教育的需求也越大;家庭短期导向越强,意味着越看重当下,影子教育的高效和补充特性恰恰迎合了家庭所需。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影子教育投入是否具有特殊性,研究发现相较“投己”,家庭文化价值观更倾向于“投子”;相较“择校”,其更倾向于“择教”。本文还考察了影子教育类型是否存在差异性,研究发现“学科类”和“艺体类”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作用下呈现较大反差。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面对家庭微观教育决策失灵,需引入家庭“元治理”,通过“外部影响”和“自身建设”,不断调和家庭文化价值观,从而做到理性选择影子教育。

政府之手与企业绩效——基于政治关联与政府信任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需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梳理文献,"政府之手"影响微观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机制有两个:政治关联与政府信任。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假说有"效率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分别从正负两个方面起作用。政府信任是目前最新的研究视角,但是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尚无统一界定。政府信任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假说有"绩效论"和"社会资本论",前者侧重政府的作用,而后者则强调社会公众参与的效果。最后,政府信任一旦出现危机将会导致经济恶化和不利社会效应,因此政府和社会需要探究政府信任度波动的深层原因和建立相应的应变对策。

县中发展困境下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择校--兼论“县中振兴”的路径思考

优质生源和师资外流使县域普通高中陷入发展困境,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县中发展困境打破了县域内教育系统的和谐,其实质是教育资源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分布不均衡。县中发展困境对义务教育阶段是否会产生延伸影响?本文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构建“县中困境水平”指标,基于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县中发展困境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择校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县中发展困境显著增加了县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向省市重点高中的择校概率;第二,县中发展困境对“以钱择校”和“以房择校”两种择校形式均有增强效应;第三,相较于择校,县中发展困境对成本更低的课外补习作用更强。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条路径促进“县中振兴”:一是突破“连锁反应”,从区域性协同发展中构建教育生态系统;二是阻断“不良循环”,从地方性财政经费中加强公共教育投入;三是消除“从众心理”,从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引导家庭教育投资。

探寻社会化意义:大学生在线教学交互及其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在人的一生中,学校教育是其社会化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探讨在线学习如何促进学生社会化实际上是以现实中的学校教育作为参照的。首先,要以同伴互助学习培养学生的主体角色。学生与学生合作开展学习,并以此帮助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只有在这时生生交互的价值才是最大化的。因此,教师应引导和鼓励学生在群体中分享学习收获和经验,从而在交互过程中不断强化学习的集体感,促进同辈群体的交往和情感交互。其次,要以人际交互促进学生社会化发展。

爱的边界: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

家庭教育焦虑已在我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课外补习投入存在一定关联,也是当前"双减"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罗洛·梅把家庭教育焦虑分为正常焦虑和过度焦虑。本文围绕"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这一核心问题,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两种家庭教育焦虑对课外补习投入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正常焦虑型家庭注重子女"学科类"和"艺体类"双重补习,而过度焦虑型家庭只注重"学科类"补习;(2)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更易有正常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可能过度焦虑;(3)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可通过课外补习投入转化教育过度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则由于资本的有限性使其陷入过度焦虑的恶性循环;(4)过度焦虑型家庭的教育常会逾越父母爱子的边界。基于以上结论以及对"中国特征"的分析提出完善政府作为外部治理主体的政策引导、强化学校作为中介治理主体的质量保障、提高家庭作为内部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等建议,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引导过度焦虑型家庭谨守爱的边界。

探寻社会化意义:大学生在线教学交互及其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基于334所高校在线教学的调查

基于334所高校在线教学的调查分析发现:在线教学交互在总体上促进了学生有效学习,但不同维度教学交互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教师、学生的人机交互水平与生生交互、内容交互显著正相关;内容交互与生生交互、师生交互显著正相关;各维度教学交互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在不同学生群体间存在差异。为营造更好的在线教学交互环境,促进大学生社会化,应防范交互异化,建立有意义的在线教学交互;促进同伴互助,丰富学生社会化发展空间;加强教师引导,规避学习失范行为。

数字技术对大学生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疫情期间对334所高校在线教育的调查数据,将数字技术分为技术环境、技术知识和技术技能三类,采用多元排序Logit模型检验数字技术对大学生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1)三类在线学习的教学技术均显著促进学生有效学习;(2)技术环境、技术知识和技术技能三者具有显著的依存关系;(3)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技术支持存在"数字鸿沟"和"数字代沟"问题,而"数字学沟"问题并不明显;(4)在线教学互动中存在数字"反哺"行为,即在线教学情境下的学生对教师、高技术对低技术学生群体存在带动作用。最后,本文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提升学生在线学习数字化生存素养、加强对弱势院校学生在线学习保障,以及促进师生和生生在线教学互动互助。

项目制的“双重效应”研究——基于城乡社区项目的数据分析

项目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其分配机制与成效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本文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基层的项目分布概况及其影响因素。在整体格局上,项目的分配呈现出"双重效应":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和农村地区获得了更多项目资源;但是,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和村/社区享受的项目资源更多。结合个案分析和数据验证,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双重效应"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推进公共服务均衡,产生了宏观层面均等化分配现象;但是在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为了更容易应对考核任务,倾向于把项目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地方层面的两极化分配现象表明,项目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管理目标替代政策目标的问题。

项目类型与基层公共服务成效——基于城乡社区调查的数据研究

项目制的大规模开展,改变了城乡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基层治理影响巨大。文章采用分类比较研究的方式,具体考察项目制的实践类型,并分析不同种类项目的资源分配逻辑。通过对村/社区层面的实证数据搜集和量化分析发现,当前落地基层开展的项目可以分为基础型和发展型。这两大类项目在基层的分配逻辑不同,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效也不同。基础型项目多支持落后县域的农村地区,而发展型项目倾向于发达区县的城镇地区。但是,各类项目在最基层的村/社区层面都存在分配精准度不高的问题,条件好的村/社区全面占优。文章的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项目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揭示项目制在财政资源分配中的成效及其需要改进的问题。

项目制的“双重效应”研究

项目制作为一种财政资源再分配的体系,在国家治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项目分配的实践情况如何,什么因素影响项目的分配机制,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认识项目运作、评估项目成效都至关重要。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已有的研究虽有涉及,但观点分歧,形成了激烈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