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红色诗文的选本与有声传播现象研究

福建红色诗文承载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精神和独特的福建传统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选本传播与有声传播是福建红色诗文两种重要的传播范式,纸质选本为有声传播提供经典文本,有声传播为纸质选本的二次传播提供转换动力,两者差异化发展与协同互补,不断提升福建红色诗文的传播合力与传播效应。

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

"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论当代诗歌(1949～1966)传播中的诗画互文现象

在1949~1966年文艺"大众化"的传播潮流中,当代诗歌传播出现了诗画并置与融合的互文现象,抽象的诗歌符号与直观的图像符码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而隐蔽的关联。一方面,图像作为诗歌文本特定情境的修辞编码和意识形态的"镜像符号"所具有的强大隐喻力量点燃了读者的读诗热望并启动其诗歌想象;另一方面,诗歌作为图像叙事和意义生成的预设框架又深深锁定图像符号的阐释向度与深度。由于当代诗歌诗画之间缺乏相互指涉的异质、互否或对立元素,因而难以彰显相异文本的审美张力和意义增值空间。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诗歌形象修复与重构的向度与难度——以“当代”诗歌广告为中心

1949-1966年的诗歌广告从诗歌价值指向、诗风、诗情、诗语和诗体等维度,修复与重构了"新的人民的诗歌"唯一"正统"与"合法"的形象,别样的形象元素彰昭了"当代"诗歌的新面相与新气象。不过,"当代"诗歌广告文本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编码方式模式化、意识形态话语操控和难以祛除的文本"匠气"等问题,"当代"诗歌形象的构筑在特定的向度中艰难展开。

“症候阅读法”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运用

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兴趣不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症候阅读法"是拓宽现当代文学作品解读空间,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自觉性,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种可行性方法。它要求教师在引导学生解读作品过程中,学会从"沉默""悖谬""空白"处入手去发现和探究作品"症候"。

心灵的后花园——穆旦晚年诗歌创作享虐心理探析

本文从穆旦晚年对诗及诗歌创作中的准自虐现象中探析其享虐心态的成因,以透视当代知识分子隐秘的内心和精神历程。

夹缝生存中的艰难“言说”——1957:《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微观透视

1957年《诗刊》的"编者"采取"投其所好"、"放大描摹"和"谨小慎微"话语方式,建构应对国家意识形态、顺应国家权利主体和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文学文本——"编后记"。《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的时代特性,展现了19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话语讲述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文学期刊"言说"的艰难。

近三十年来当代诗歌论争研究述论

当代诗歌论争是诗歌研究一个比较薄弱的板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整理当代诗歌论争相关史料,努力从不同角度打捞当代诗歌论争的历史细节,还原诗歌论争的历史现场,竭力揭开当代诗歌论争的"本质"与"真相"。不过,当代诗歌论争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仍然存在许多进一步深拓的研析空间。当代诗歌论争史料全面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当代诗歌论争与诗歌转型关系研究,以及当代诗歌论争与诗歌合法性建构关联研究,是深化当代诗歌论争研究的三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十七年”文学媒介权力结构探微——以1957年“《星星》诗案”为例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星星》诗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诗歌事件＂。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这一事件本身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以及所折射的关乎当代诗歌传媒机制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具体而言,＂《星星》诗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历史当事人（如石天河）对事件的痛苦追忆与激情控诉,这无疑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和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然而当代研究者以同情的姿态致力于呈现＂受难者＂的高贵精神、鲜明个性和悲苦人生的同时,

“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可听”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十七年”朗诵诗与诗朗诵为中心

在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时代语境中,"十七年"朗诵诗生产、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现象。在建构一种"大众化"的"可听性"诗歌文本总体目标的规导下,人们从诗歌本质特征、诗体建设、诗歌传播和诗歌接受等维度,对朗诵诗和诗朗诵进行深入探究和大胆尝试。"可听性"诗歌文本生产与传播,一方面有力地推动"十七年"诗歌"大众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被不断"化约",诗歌文本"厚度"降低和形象受损,朗诵诗最终难以壮大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主流。

“工农兵”:“吊诡”的形象符号——“十七年诗歌”中的“工农兵”形象研究

"十七年诗歌"中的"工农兵"意象是一种"吊诡"的形象符号,一方面它以"完型化"形象符号照亮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另一方面又遮蔽了"真实"世界里"工农大众"精神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它确证和巩固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使诗歌陷入"公式化"的俗套而诗人则成为符号"软暴力"的对象;一方面它让"工农大众"在虚拟镜像中获得"翻身做主人"的政治文化快感,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符号的迷狂中丧失精神的主体性。

“当代”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倡懂”现象

20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倡懂"潮流,"懂"不仅是"当代"诗歌生产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这种潮流的生成与壮大,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诗歌理想范式的建构紧密相关,同时还与国家权力主体实施诗歌意识形态属性监控密不可分。"倡懂"现象的普泛化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论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原则

文学史教材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本科院校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编纂适应地方本科院校学生能力培养要求的特色鲜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在处理文学史知识性内容和对作品的综合性评价时应遵循简约节制原则,在经典文本分析和拓展阅读空间设计时应遵循能力导向原则,在文学史内容的丰富性和表达的大众化方面应遵循可读性原则,努力重构文学史简约、实用和可读的新风貌。

融合·冲突·缝合——从郭小川《深深的山谷》看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

在"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出现了创作动机与实际效果之间有趣的相悖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诱因在于文本的复杂性,诗歌表层上讲述的是从"合"到"分"的"爱情"故事,而在深层上则以"爱情"故事为依托。反观与思索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融合——冲突——缝合"的动态过程,表层上讲述的是"他者"的悲欢离合,深层上叙说的却是"自我"历史记忆及现实体验中的欢乐与痛苦。

修辞伦理化与想象“共同体”——“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探析

“十七年诗歌”呈现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诗歌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分不开。诗人书写策略的选择,既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要满足“工农群众”精神需求,同时还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达”。文章从修辞伦理化和想象“共同体”两个角度,探析“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的运作过程及其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