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用于直肠癌吻合口复发的再手术

目的:探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aTME)在直肠癌吻合口复发再手术中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瑞金医院收治的5例直肠癌术后吻合口复发行腹腔镜辅助TaTME病人的临床资料。分析病人围术期情况、病理检查结果和近期随访。结果:5例均顺利完成腹腔镜辅助TaTME手术。手术时间(206.00±19.49)min,无术中并发症发生,1例术中遭遇错误间隙。术后发生吻合口漏1例,吻合口狭窄1例。所有病人的切除标本均完整,无环周切缘阳性和远切缘阳性。中位随访(15.20±2.39)个月。1例病人出现排便功能障碍,无肿瘤复发、转移及肿瘤相关性死亡。结论:腹腔镜辅助TaTME对直肠癌术后吻合口复发再手术病人,提供了一种新型、安全有效的手术入路和切除方式,近期随访满意。

NADPH氧化酶Nox-4在DSS诱导的小鼠肠炎中的表达及作用

目的研究Nox-4及抗氧化物在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phate sodium,DSS)诱导的小鼠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模型中的表达水平,探讨氧化应激及NADPH氧化酶在IB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将16只SPF级雄昆明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和DSS组,每组8只,正常组正常饮水,DSS组饮用2. 5%DSS溶液,7天建立小鼠肠炎模型。通过结肠长度、HE染色组织病理学评分、疾病活动指数(disease activity index,DAI)评估肠道炎症程度;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肠组织中Nox4蛋白含量,并分别采用实时定量PCR与生化方法检测组织中Nox-4的mRNA表达水平及血清浓度,评价机体氧化应激程度;利用实时定量PCR法分析小鼠肠道组织中Mn-SOD、GSH和CAT mRNA的表达情况,评价机体抗氧化功能;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结肠组织中MCP-1、IL-1β、TNF-α的mRNA表达水平、ELISA法检测上述3种炎性因子血清浓度以反应机体炎症程度。结果与正常组相比,DSS组小鼠体质量明显下降(P <0. 01),DAI评分明显增高(P=0. 000),结肠长度明显缩短(P <0. 01),肠道呈现中至重度炎症状态; DSS组结肠组织中Nox-4蛋白表达明显上调,Nox-4 mRNA含量显著升高(P=0. 000),血清Nox-4浓度在DSS组较正常组更高(P <0. 01);结肠组织中抗氧化物Mn-SOD、GSH和CAT mRNA的表达在DSS组中均明显增高(P=0. 000);比较机体炎症指标,DSS组小鼠血清中MCP-1、IL-1β、TNF-α浓度较正常组均呈不同程度上升(P均=0. 000),结肠组织中3种炎性因子的mRNA相对表达量较正常组显著升高(P均=0. 000)。结论 Nox-4通过氧化应激途径参与了肠道黏膜炎性反应的进程,并可能在IBD的转归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3D腹腔镜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3D腹腔镜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20例行TaTME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5例,女5例;中位年龄为64岁,年龄范围为28~81岁。20例患者中,10例行TaTME经肛手术入路采用3D腹腔镜手术系统设为3D组,10例行TaTME经肛手术入路采用2D腹腔镜手术系统设为2D组。观察指标:(1)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及肿瘤复发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4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1)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腹腔镜中转开腹或经肛手术中转经腹手术,无术中死亡。3D组患者末端回肠造口,吻合方式(手工吻合、器械吻合),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短期并发症(吻合口漏、吻合口出血),术后吻合口狭窄分别为7例,4、6例,150 min(100~220 min),50 mL(30~100 mL),8.5 d(7.0~16.0 d),2、0例,1例;2D组上述指标分别为8例,5、5例,180 min(120~250 min),100 mL(30~200 mL),9.5 d(6.0~17.0 d),1、1例,1例。两组患者末端回肠造口、吻合方式、术后短期并发症、术后吻合口狭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1.909,1.827,0.687,P>0.05)。两组发生短期并发症患者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两组各有1例吻合口狭窄患者,内镜无法通过,经内镜下球囊扩张术后好转。(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D组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肿瘤最大径,肿瘤下切缘距离,淋巴结清扫数目,系膜内癌结节,直肠系膜完整性(完整、一般),术后病理学分期(Ⅰ期、Ⅱ期、Ⅲ期)分别为3.8 cm(1.8~5.0 cm),1.0 cm(0.5~2.5 cm),14.5枚(6.0~19.0枚),1例,9、1例,4、2、4例;2D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8 cm(1.0~8.5 cm),0.8 cm(0.3~1.5 cm),15.5枚(8.0~18.0枚),1例,8、2例,2、4、4例。两组患者肿瘤最大径、肿瘤下切缘距离、淋巴结清扫数目、直肠系膜完整性、术后病理学分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1.673,1.772,0.038,0.610,0.482,P>0.05)。两组患者系膜内癌结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肿瘤下切缘及环周切缘均为阴性。(3)随访情况:3D组和2D组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分别为11个月(6~16个月)和13个月(6~21个月)。随访期间,患者均未发现肿瘤局部复发与远处转移,无肿瘤相关死亡。结论:3D腹腔镜应用于TaTME可取得与2D腹腔镜相当的临床疗效,且对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有积极影响。

炎症因子重新揭示胃食管反流病发病之谜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一种疾病一直相伴相随. 它以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为特点,以恼人的反酸、烧心、嗳气等症状为典型表现. 尽管存在已久,但直到1934年才被正式冠以＂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之名为人们所知晓[1]. 时至今日,尚无一套公认的标准以明确其诊断,甚至其发病机制也仍在争论之中. 目前,世界上约10%~40%的成年人的日常生活饱受着胃食管反流之苦. 因地域、人种、饮食等因素的差异性,GERD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有所不同. 在美国,约50%的成年人1个月至少出现1次烧心症状;在欧洲这一现象也十分常见,据悉GERD在北欧的患病率高达38%[4];针对我国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GERD在成年人当中的患病率为5.77%. 虽然这一数字较欧美地区尚有显著差异,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和饮食结构的改变,GERD在中国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腹腔镜胃癌手术消化道重建与术后胃食管反流病

腹腔镜技术在过去20余年里的长足进步对胃癌的外科治疗具有非凡意义,如今的微创手术不仅在肿瘤根治手段上日益规范成熟,也更关注功能的保留与保护。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的消化道重建与术后生理功能密切相关,同时决定着手术的成败。随着器械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消化道重建方法正不断革新,本文就其中几种术式与重建后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做一述评。

慢性束缚应激对小鼠胃食管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理应激在胃食管反流病(GERD)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并为束缚应激模型的成功建立提供参考指标。方法 20只雄性SPF级昆明小鼠随机分2组(每组10只),即慢性束缚应激(CRS)组和正常对照(NC)组。CRS组小鼠每天在自制式束缚器中限制活动2 h,其余时间2组小鼠在相同环境中自由饮水摄食,实验持续14 d。实验结束后通过葡萄糖耐量试验(GTT)、胰岛素耐受试验(ITT)、小鼠胃食管组织及血清,检测相关指标确认该模型建立成功与否,同时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胃食管黏膜组织学改变。结果 CRS组小鼠体重增加量为(8. 6±3. 1)g,明显低于NC组小鼠(12. 5±3. 0)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胰岛素耐受试验(ITT)结果显示,CRS组小鼠出现胰岛素抵抗现象;ELISA实验显示CRS组小鼠HPA轴相关激素水平明显高于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CRS组小鼠胃食管黏膜可见充血、水肿及炎症细胞的浸润。结论 CRS可影响机体,引起GERD相关组织病理学变化。为阐述心理因素在GERD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简单有效并且具有借鉴意义的实验基础。

不同亚型胃食管反流病食管黏膜下层炎症因子变化特点研究

目的分析3种亚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与对照组食管黏膜的组织变化和局部IL-4、IL-6表达,探讨Th2型炎症因子在胃食管反流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69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Gerd Q评分和内镜结果将所有入选研究者分为Barrett食管(BE)、糜烂性食管炎(EE)、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和对照4组,利用食管24 h pH监测法评价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者食管酸暴露及反流特点;通过食管组织HE染色进行组织病理学评分,使用免疫组化法和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法检测食管局部及血清中IL-4、IL-6表达情况。结果食管24 h pH监测结果中,3亚组间DeMeester指数、弱酸反流次数、反流总事件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NERD组酸反流次数较其余2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4组样本食管黏膜组织病理学评分中发现,BE组、EE组与其余2组相比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BE组与EE组评分之间亦有显著差异(P<0.05),NERD组与对照组间差异不明显;IL-4在4组食管标本中均有不同程度表达,但4组间IL-4阳性率的比较并无显著差异(P均>0.05);IL-6在NERD组和对照组表达量较低甚至不表达,EE组IL-6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与NERD组间无显著差异,BE组阳性率与对照组和NERD组之间均有明显差异(P均<0.05)。结论 GERD食管黏膜上皮组织学炎症等级随食管炎的恶化而升高,其中NERD的食管组织学已出现炎性化趋势,但尚不足以与正常食管区别;IL-4在不同亚型GERD食管黏膜组织中的表达差异不及IL-6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