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民俗学”众人谈

安德明:“家乡民俗学”最初成形于近二十年前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次网络会议形成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话题和研究方向。我最初的思考,是想概括中国现当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大量研究者均以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情况,并试图从一个新视角来反思和探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总结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家乡研究潮流并结合自己在家乡进行田野研究的经验,探讨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表现及其优劣得失等问题。

美国《口头传统》学刊(Oral Tradition)在线版正式发布

作为国际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核心学术刊物,《口头传统》学刊(Oral Tradition)于1986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CSOT)正式创刊。20年来,一直由该中心的创建人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John Miles Foley)

蒙古英雄史诗的数字化建档实践

为进一步推进民俗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相关平行学科与专业的学术讨论、对话交流和成果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史诗学"课题组从2012年开始启动"蒙古族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项目",一则以电子书(eEdition)的方式呈现该大系所汇集的196种史诗文本;二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的资料学建设框架中集成史诗文本数据集,读者可按传承圈、演述人、主题、人物、情节、结构和采集地、采集时间,以及参与其间的中外史诗学者等多重维度进行浏览或检索;而其他一些可扩展的维度也将继续得以深拓,以利在不久的将来推进史诗研究及其专门学。

口头传统·书写文化·电子传媒——兼谈文化多样性讨论中的民俗学视界

围绕“口承─书写” (Orality -Literacy)问题 ,各方学者纷至沓来 ,展开了一场旷世持久的大辩论 ,由此引发出一场有关人类智力知性活动讨论。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横亘着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大分野” (TheGreatDivide)的问题上形成了论争的焦点 ,其波澜所及 ,几乎卷入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包括古典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等 ,乃至思想史、文化研究、妇女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等。本文是笔者关于口承─书写问题的一份读书报告 ,旨在对西方学界的口承─书写论战进行概要性的介绍与回顾 。

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

在彝族史诗研究中存在着过度重视口头传承的集体性而忽略了民众个体的普遍倾向。史诗演述的传承人作为史诗"勒俄"(hnewo,史诗演述)传统背后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史诗得以世代沿传的中坚力量。因此,对传承人的跟踪与研究是考察史诗传统的主要环节。在诺苏彝族史诗演述人的成长过程中,书写与口承这两种传统的教授与学习是始终相伴、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内驱力。"克智"(kenre,口头论辩)的兴起和传承,在客观上激活了"勒俄"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史诗传承人脱离了各种书写文本的制约而走向面对面的社群,融入民俗生活的文化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头创编能力与演述艺术,从而也促进了史诗传统的长期流布和动态发展。

口头传统专业元数据标准定制:边界作业与数字共同体

立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的工作实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多年来的田野研究实践与操作经验为依据,讨论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保护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口头传统研究数字化建档,以及实现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的多种可能性及其途径;进而围绕"边界作业"理念和"数字共同体"观念,探讨构筑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传承人和实践者)以及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多重主体协同行动的功能性互补机制,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田野研究的时空选择与民族志书写的主体性表述

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近些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的当代,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展开,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也成为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话题。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摘引的发言主要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可持续性——-以"藏医药浴法"申遗实践为主线

“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于2018年11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经审查机构推荐,被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认定为申报范例。文章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设立代表作名录的宗旨,围绕“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联系”说明“藏医药浴法”申报材料编制工作的基本定位;进而参照委员会决定和审查机构推荐意见对该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的关键评价,讨论申遗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对接,兼议中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实践。

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上)

大小凉山有极其丰富的本土口头文论,其中“克智”(kenre)作为口头论辩活动流传于以美姑为中心的义诺彝区。然而,这一民间口头艺术的成就,很少得到学界的关注。负载其中的史诗演述则因种种原因被剥离出来,仅仅作为固定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它导致的弊端之一就是我们一再反思的“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及其对相关学术阐释的负面影响。本文将探究勒俄与“克智”口头论辩及其他口头文论、口头表达技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过往史诗研究中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所在。本文将立足于本土口头传统的历史传承,说明民俗生活中的“克智”论辩的表演情境,以描述口头论辩的基本言语方式,阐释建立在一种双向对话关系之中的史诗演述及其口头艺术的实践过程,进而追踪两代史诗演述人群体的主体性角色、历史风采与现实状况,并从表演环节讨论演述人的传承问题与史诗异文研究的某些学理性关联。

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中)

本文(上)从概念上对克智论辩相关地方语汇和专用术语进行了重新界定与阐释,并转换为系统的学术表述;同时针对不同表演情境中的“克智”论辩活动,从论辩方法、论辩程式、话语风格、竞争性质等有关这一表演艺术的基本环节着手,阐述了始终建立在双向对话关系中的史诗演述及其运作方式。这一部分将着重探讨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的双重表演结构:其一,基于口头论辩这一特定的民间言语艺术及其口头传播─交流模式,从克智论辩过程的嘎基(路下方)和嘎哈(路上方)互为区分又互为关联的两个表演阶段中,分析即兴辞辩与史诗演述之间的交互联系;其二,对“格比”(ggebi即兴辞辩)与“玛子”(mazyt史诗演述)这两个关键性术语做出的解析,从论辩话语的内在实质与外在形式,揭示即兴辞辩与史诗演述的运作机制;其三,结合实地的田野观察资料,沿着民间话语及其相关语汇的线索,并依据嘎基与嘎哈两个赛段的论辩过程,对“克智”活动中的“格比”与“玛子”做较为系统的比较和分析,以厘清口头论辩传统中同时出现的两种话语风格及其间的内在联系与外在界分,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史诗“勒俄”的演述传统、叙事原则和口头性本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以2003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相关的法理依据、目标基线和行动框架;作为实施该《公约》的《操作指南》,则在不断修正和完善中逐步细化为可资实操的一整套原则、标准和程序,为各缔约国根据自身国情开展申遗实践制定了共同行动的准则和路线图。由此得以建立并在曲折中不断演进的《公约》三重名录体系一直保有并不相同却互为关联的具体目标,通过13个周期的申报—审查—评审工作累积了丰富的案例、经验乃至教训,进而触发并推动了名录列入机制的全球反思进程(2019—2022年)。考察《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当有助于在认识论层面厘清申遗工作中长期存在的观念误区,也有利于在实践论层面矫正保护工作中反复出现的诸多横向问题。

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下)

“克智”论辩的兴起和传承,在客观上激活了史诗演述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这些史诗传承人脱离了各种文本的制约而走向面对面的社群,融入民俗生活的文化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头创编能力与表演艺术,从而也促进了史诗传统的长期流布和动态发展。然而,在诺苏彝族史诗的研究中,基于表演传统的观察与记录很少得到重视,同时在创作、表演与传承的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上,则深深地打上了一道“集体性”的印记,因而对史诗演述人及其群体的关注也几乎在“集体性”的强调中被人们淡忘了。那么,在田野研究中重新揭示文本背后的活形态史诗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取决于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否让传承人这一创造性主体从文本阐释的历史封尘中凸现出来,能否给予这一特定的史诗演述人群体以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本文的第三部分着重追踪两代史诗演述人群体的主体性角色、历史风采与现实状况,并在表演环节上来讨论演述人的传承问题与史诗异文研究的某些学理性关联。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体系中的诗体论说

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创作主体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主体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为达到既定的写作目的和效用,必然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与世界各民族文学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一样,在彝族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样式.在彝族古代诗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书面文学体裁类别.这与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发展态势和彝民族自古以来的诗性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诗歌体例成为彝族诗学家们普遍关注、共同探讨的重要论题.在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等诗论著作中,都对彝族诗歌体裁及其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尽的分析,形成了他们各自独到的诗歌体裁论说.

约翰·迈尔斯·弗里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1947-2012),国际著名的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口头传统比较研究专家。美国密苏里大学威廉姆·拜勒杰出人文学术讲席教授,校董会古典学和英语资深教授,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口头传统》学刊创刊人和主编,e研究中心主任,"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学术流变

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如果我们以翻译整理者的考证为据,加上对彝族古代诗学论著的整体考察,那么彝族古代诗学殆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宋以后,发展于明清之际,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三个彝族诗歌理论繁荣时期.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大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数百年间;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则出现于唐宋时期;佚名的《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和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和则成书于明清两代.这三个时期的诗学论著所呈现的发展序列表明,彝族古代诗学的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的.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所开创的诗论方向、诗学主张在后出的诗论著作中都得以承继和发展,并逐步趋于系统化的阐述和综合.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成长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运动与变化,构成了彝族古代经籍诗歌研究的专门学及其学术史.为了陈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结合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发展源流和历史承续来观照其学术演进的主要特征和学术流变的主要脉络.

格雷戈里·纳吉

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美国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的古典学家、希腊文学专家、口头诗学理论家、印欧语音韵学家。1942年10月22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62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古典学和语言学硕士学位;196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古典语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先后任古典学讲师（1966年-1969年）、古典学助理教授（1969年-1973年）、霍普金斯大学客座副教授、教授（1973年-1975年）、哈佛大学希腊语与拉丁语教授（1975年-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