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领导、利益均沾与制度建设:大单圈组织结构赋能浙江省小古城村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农村社区实现乡村振兴、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逻辑有待揭示,小古城村为何能在乡村振兴中成为后起之秀有待解释。在综述乡村振兴产业论、要素论解释路径的基础上,采用集二者优势于一体的组织网络结构框架来解释乡村振兴效能分化,发现小古城村的高治理效能与其大单圈组织结构密不可分。首先,能人领导夯实了领导班子的群众基础,实现大单圈的圈层联通;其次,利益均沾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稳定了大单圈的圈子成员;最后,制度建设形成的长效机制巩固了大单圈的圈子治理效能。组织网络结构视角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乡村振兴解释逻辑。本研究可与社会网络研究进行对话,对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双重控制与多元反应:茶艺师劳动过程研究

本文运用工厂民族志方法研究茶艺师的劳动控制与反抗,研究发现,茶会所对茶艺师进行显性过程控制和隐性结果控制:茶会所运用身体控制和奖惩控制管理茶艺师的劳动,茶艺师服从、认同劳动控制,对茶会所具有较高的归属感,通过自愿加班、性劳动来提升销售业绩;茶艺师也会运用弱者武器、坚持原则"、消费制造平等、与污名划界来反抗资方和顾客,维持自洽。本文呈现了茶艺师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及服务业劳动者的共性,推进了茶艺师劳动过程研究,对初创型企业经营和管理、个体自我建构和认同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信任溃败与圈子解散：田园茶叶公司的集体离职事件研究

以田园茶叶公司为例,本文运用集因素论和互动论优势于一体的圈子理论分析集体离职事件。研究表明,在以领导为核心的圈子中的网络结构位置决定了员工的去留、职级,集体离职源于组织中圈子内信任关系的受损、溃败所导致的圈子解散和替换。本文提出了五个研究推论:第一,职务结构和圈子关系的重合或分离会影响离职;第二,领导的圈外人最可能离职;第三,与小领导不和的大领导班底不会离职且会晋升;第四,圈间"桥"缺失会导致集体离职;第五,组织变革中的"幸存者"是大领导班底或圈间"桥"。本文有三个研究贡献:为离职研究提供了圈子理论的分析视角,拓展了圈子理论的解释范围;圈间"桥"关系协调作用的研究发现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有助于辨析圈间"桥"和结构洞概念。

社区组织信任演化的作用机制

社区组织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为分析社区组织信任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本文从总体性视角出发,对社区组织的网络结构形态进行类型化分析,将社区组织分为纯情感性的非正式团体、小单圈、大单圈、多圈有“桥”和派系五种网络结构形态,并对五个社区组织经典案例进行组织信任演化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能人、诱因、规则相互联系,能人有无和类型、诱因和规则类型、参与者诱因和监督力量强弱、圈间“桥”有无会型塑社区组织的结构连通程度和网络规模,导致组织信任的有无和强弱分化。研究结论可与圈子、能人与组织信任研究对话,对组织管理和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信任转化与演进机制研究:以网络结构信任为中介的考察——以自组织“菜团”为例

微观层次的人际信任如何向宏观层次的制度信任转化、不同维度信任转化与演进的机制和逻辑仍有待研究。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本研究提出将网络结构信任作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中介,为信任转化与演化研究提供概念工具。从H市1菜团的信任演化经验中可以看到：信任转化有固定的步骤,人际信任的建立需要跨越自己人/外人的信任边界,关系网动员和第三方介绍形成的封闭网络结构是网络结构信任形成的关键,制度信任的形成有赖于宪法/集体选择/操作规则的确立;但网络结构信任破坏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步骤,它会随关系的破坏而受损,且网络结构信任的破坏也会对制度信任造成负面影响。信任建构的漫长和破坏的快速提醒我们应对转型时期信任重建的不易有清醒的认识。

从“帮忙”习俗变迁看村庄信任形态的嬗变——以江西省铜鼓县排埠村为例

以江西省铜鼓县排埠村帮忙习俗的变迁为线索,依据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的分析框架,展开对村庄信任形态演变的分析。研究发现:传统的帮忙习俗体现的是村庄习俗型信任模式,随着店里办和酒席承包等帮忙替代性模式的出现,村庄逐步向契约型信任形态转变;这一转变实现了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但村庄共同体受到冲击。本研究倡导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社区营造经验,以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生成。

茶艺师情感劳动的三阶段信任演化——以福建省厦市田园茶叶公司为例

在以情感劳动为代表的服务业劳动过程兴起的过程中,茶艺师的情感劳动形态有待研究。建立在福建省厦市田园茶叶公司40天参与观察基础上,研究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带信任演化理论于情感劳动研究,发现了茶艺师情感劳动过程中从浅层表演到深层表演发展的三阶段信任演化形态:谋算阶段,主动、热情地与潜在客户联络,建立联系;了解阶段,察言观色、"对症下药",逼定客户买茶;认同阶段,和客户交朋友,经营人脉。本研究呈现了茶艺师的工作模式和劳动形态,丰富、具体化了茶艺师情感劳动从浅层表演到深层表演的三个阶段和形态。

总体调适与分类治理结合 提升快递员群体的获得感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我国新型职业群体快递员已超过200万人,然而快递员群体的获得感总体较低。本文提出优化顾客投诉机制、打破职业性别隔离、建设兼职快递员队伍三种调适机制,并针对快递业电商自营型、第三方加盟型和直营型快递公司的差异,提出防范失业风险、提高单件提成、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等分类治理对策,以提升快递员群体的获得感。

客家婚俗流程与含义:信任演化视角的解读——以江西省铜鼓县排埠村为例

客家婚俗的"做介绍"看妹子"和"踏嫁场"婚礼与知根知底基础的谋算型、知人知面的了解型、知己之心的认同型等信任演化阶段一一对应,呈现了一个信任程度经互动和了解而逐步增进的动态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信任演化理论在阐释客家婚俗流程上具有适用性,然而是否继续适用于急剧变迁的客家婚俗,还有待后续研究。

分类控制与劳资共识分化:快递员劳动过程研究

本文运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快递员的劳动过程,研究发现了快递公司对快递员的分类劳动控制模式:电商自营型快递公司的劳动控制具有服务导向型特征,强调投递质量和投诉率,劳动过程以激励机制为主,劳资共识程度较强;第三方加盟型快递公司为数量导向型,强调投递数量和签收率,劳动过程以惩罚机制为主,劳资共识程度较弱;第三方直营型快递公司为服务和数量并重型,强调投递质量和数量、投诉率和签收率并重,奖惩结合,劳资共识程度居中。快递公司的分类劳动控制依据、奖惩机制及其劳资共识程度的类型化分析是对霸权生产政体、分类劳动控制、快递员劳动过程研究的丰富化和具体化,对规范快递行业发展、维护快递员的合法权益具有借鉴意义。

吸纳与区隔:社区共识的型塑机制研究

将都市行动研究、自组织过程研究的社区共识影响要素融入社区治理机制分析,对有改善居住环境共识的胡同社区为何没有出现社区自组织行动的研究发现:吸纳机制使社区集体行动的机会空间受限,无法依托既有社会组织网络进行动员;空间、群体、人际、话语区隔机制瓦解了社区团结,使胡同社区缺乏重建社区自组织的能人、资源和网络基础;吸纳和区隔导致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居民行动力和机会空间受限,被动与国家、市场达成社区共识。吸纳和区隔对社区共识的型塑是对都市行动研究、自组织过程研究、邻里政治研究路径社区共识研究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明确发展预期、提升公民意识、丰富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营造是改善胡同社区治理的途径。

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

访谈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作出了独到的见解,并结合罗教授本人主导的社区营造实践加以阐释和说明。罗教授认为工业时代的管理手段解决不了现代的复杂社会问题,社会管理创新需引入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治理,寻求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市场与自组织治理的平衡。四川省茂县杨柳村正是践行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的社区营造实例,致力于探索一条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的道路。

算法霸权、数字空间生产与位置争夺:房产经纪人劳动过程研究

既有平台劳动过程研究侧重研究网约车、外卖等劳动密集型按需平台的劳动控制,以及内容生产型平台劳动者的自我规训,较为关注新兴劳动群体,对传统职业群体的平台化转型没有给予足够关注。随着房产交易平台的崛起,房产经纪人已经成为平台劳动者,具有高自主性的经纪人缘何在房产交易平台上秩序井然值得探究。引入空间视角探究这一群体的劳动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平台通过数字空间生产达成对经纪人的三重劳动控制,即通过前后空间的区隔生产控制经纪人的可见性;通过数字空间的等级生产调节经纪人的可见度;通过空间意识形态的生产塑造经纪人的空间感知。另一方面,经纪人开展多样的空间实践对劳动控制予以回应,包括基于强烈的空间认同进行位置的自我检视和同行监视;迎合算法或者采用逆算法策略回应平台可见度调节;通过开拓平台之外的外部空间来挣脱平台的可见性控制。房产经纪人劳动过程研究揭示了平台中介性在劳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补充了平台劳动过程控制机制的新维度。

地震对基层政府信任演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汶川震后三年期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汶川震后三年期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对基层政府信任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二一期和三二期基层政府信任差为因变量,建构两个回归模型,对"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进行检验,发现三期数据的基层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性差异,二一期模型中的"干部网规模"以及三二期模型中的"关系网规模""关系网职业声望""关系网密度"分别对基层政府信任年度落差存在正向、正向、负向、正向的显著影响。可见,在灾后重建时期,基层政府信任的年度落差主要受个体社会资本影响,重建完成时期则受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共同影响。

能人、规则与社区治理——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网络结构信任演化比较

网络结构信任的正负效应和作用机制探讨,是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分化的关键。本文探讨了能人组合、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宪法规则对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网络结构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能人持续在场、操作规则利益均沾、集体选择规则公开透明,则网络结构信任较强,反之则较弱;制度环境和治理机制变化会影响网络结构信任的发展走向。本文的网络结构信任演化研究可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分化问题,能人组合和三层次规则的探讨推进了自组织过程中的能人和规则研究,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对社会组织运营、精准扶贫等具有借鉴意义。

政府信任格局演化的结构和机制分析

将政治学、政治社会学脉络的政府信任机制分析和组织学视角的国家治理结构分析相结合,对我国“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及其“央地双降”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后发现,央、地、民所处制度环境和三者互动机制包含了政府信任的八个作用机制:央—地间的风险分散机制,地—民间的信任传递机制,央—民间的信息控制和弹性认知机制,央地—民间的绩效感知、传统文化、信息接触和认知转型机制。本文与政府信任作用机制、信任传递理论、不对称信任理论对话,强调了高层政府扮演信任关系保证人角色和遵守约束机制对于提升政府信任的重要性,并从个体和国家治理角度提出了提升政府信任的建议。

文化接触与双重互惠:二手交易平台的“附近”建构机制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韩国超本地化二手交易平台Karrot的中国青年用户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交网络激活和强化“附近”的机制,研究发现:其一,语言强化、惯习同频的文化接触机制激活了“附近”,中国青年得以提升韩语水平、增强文化自信、拉近与韩国社会的心理距离。其二,义务型互惠和分享型互惠的双重互惠机制强化了“附近”,中国青年通过发布-浏览、买-卖与赠予-受予关系,与“附近”的人逐步生成互惠关系,社会融入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提升。本研究与“附近”、社会融入、社交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研究进行了对话,可为个体流动、社区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安全食品的信任建构机制——以H市“菜团”为例

本文用案例经验呈现个体消费者如何通过结成团体建构安全食品的信任机制,并试图用经验与相关的信任演化理论对话。菜团建立了一套个体消费者、菜团、生产者、农夫市集四者环环相扣、由关系到网络结构而形成的独特信任体系,从而消费到值得信赖的产品。菜团的信任演化经验显示了转型时期国人信任建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有传统的人际信任发展的某些普遍特征,也有与西方学者总结的信任演化模式极为不同的某些特质。

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社区公共性的生成过程研究——以水源社区为例

运用信任演化理论分析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后的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研究发现以下结论。一方面,"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和了解型信任培育社区共同体-网络结构信任与社区公共性形成"是水源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和演化路径:首先,提供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社区能人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触发公共性生长;其次,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和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发展的了解型信任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社区网络密度提升促进业主会议成型,封闭网络结构信任标志着社区公共性形成。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是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成员互信、持续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五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的社区公共性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可与既有的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研究对话,是对信任演化理论的具体化运用,支持了关键群体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社区治理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云村震后重建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以云村震后重建实验为例,本文致力于探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研究中的互动模式。梳理行动和研究结合的研究模式后发现,参与式行动研究模糊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是实现两种角色自洽的可行路径,研究者的学理性指导有助于云村行动的顺利进行,行动开展创造的进入村庄机会有助于研究者获得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行动和研究可以互相促进。本文可为后续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