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游径网络的非连续路段识别及空间活力推演

自组织游径网络的活力提升是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目标。由于老城区游径网络存在不连续性和断头路现象,居民游憩活动的舒适性受到了挑战,而游径网络的自组织性意味着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模式难以匹配市民需求。如何自下而上地推演游憩规划的空间活力,进而识别潜力地块,是提升城市游径网络品质的重要命题。文中以广州市老城区为案例,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游径网络的非连续性和空间活力测度指标;以GPS轨迹数据识别既有游径网络的非连续区段,定量探讨了基于市民游憩行为的非连续路段空间的识别和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活化作用,推演更新项目实施带来的潜在影响。游径网络的非连续性分析表明,当前广州市老城区游径路段的非连续度总体较低,连接程度较好,但由于区位和历史遗留问题,仍有部分路段存在明显的非连续现象。城市游径网络的空间活力推演结果表明,城市更新项目对自组织游径网络会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可依据推演分析来判定城市游憩品质提升项目的实施计划和日程。本研究从规划和交通维度出发,对城市的自组织特性进行了有益探索,弥补了“自上而下”式规划对城市自组织游径网络考虑不足的缺陷。

智能审批技术在工程建设规划许可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从制度建设、标准建设和系统建设3个方面提出了实施智能审批的思路,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为例,介绍了在差异化分类审批制度设计、数据标准建设和智能报批系统开发三方面采取的关键技术,总结出在建设工程规划领域开展智能审批的实施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变革下城乡规划学科内涵再认识

我国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工作伴随国家城镇化实践而展开,其以规划设计和城市研究为学科建设主要内容,形成了空间品质、公共政策、社会实践并重的学科内涵。当前,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从规划目标、方法、内容等方面对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及跨学科交叉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行业变革引发了空间规划规则重塑和人才需求的综合问题。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需要回答“可以做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并根据行业变革促进学科教育进行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内优”,在与相关学科拓展交叉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并实现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外融”。文章从“内优”“外融”的视角对城乡规划学科的内涵进行再认识,以期促进规划人才培养并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持。

土地混合使用视角下的地块间兼容度测度——以湖南省湘潭市市辖区为例

在梳理已有土地兼容度的测度思路后,基于社会分隔的空间测度算法提出了一种从地块和街区双尺度测度地块间兼容度的新方法。与既有方法相比,新算法一方面将所有建设与非建设用地均纳入计算,力求更好地体现用地兼容度格局;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诸如相邻边长,领域面积等土地利用格局的重要空间几何特征,避免了传统算法无法量化距离衰减的缺陷,从而更加科学地描绘土地利用兼容度的分布特征。以湖南省湘潭市市辖区作为案例,在地块和街区2种尺度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湘潭市土地利用现状整体较为兼容,但仍然存在部分兼容度较低的聚集区域。这类区域基本位于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村集体用地上。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工业园区中,过分重视工业企业的招商引资而忽视了规划管理,导致土地的真实利用情况与既有规划不符,一定程度上造成用地的不兼容现象;其二,在城边村的集体用地上,部分村级工业地块的无序扩张加剧了与宅基地、耕地等环境敏感用地的交织,继而形成不兼容的用地景象。最后,基于测度结果,从街区尺度上对湘潭市不兼容区域提出了对应的完善策略,以求在后续空间规划中提升湘潭市土地的混合利用程度。

社会感知视角下基于“头尾划分”的游憩热点识别新方法

作为游憩空间的核心研究对象,游憩热点在研判居民游憩偏好、落实城市游憩规划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该文从“社会感知”视角,结合“头尾划分”理论,提出基于时空轨迹数据识别城市游憩热点的新方法。首先基于个人轨迹数据识别停留点,然后基于“头尾划分”理论划定游憩停留点簇群,最后整合停留点簇群并赋值于邻近道路形成游憩热点;以广州市老城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与两种既有点数据聚类方法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广州市老城区的游憩热点整体集中于中、西部,热点类型可分为蓝绿空间、历史风貌、商业街区、批发市场和新兴网红场所5类;2)相比DBSCAN和CFSFDP算法,该文方法在识别游憩热点数量、捕捉游憩热点核心、明确游憩热点边界和运行简洁程度等方面表现更好,有利于后续游憩热点的深度分析与整合。研究成果可为城市游憩热点的识别提供新思路,也可为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游憩系统的重塑与提升提供重要分析基础。

城市设计步行系统的网络连通性推演评估——以北京长安街公共空间整体城市设计方案为例

在健康城市理念的影响下,慢行系统,尤其是步行系统逐渐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路径网络连通性作为步行系统的核心,其好坏直接决定了步行体验感与出行率。然而,当下在设计阶段对步行路径连通性的量化模拟推演评估方式较为片面,有待深入探索。以北京市长安街城市设计为例,通过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现状和规划步行网络模型,从连接的拓扑结构和空间尺度两个方面判断方案是否达到提升步行路径连通性这一设计目标。研究表明,相比现状步行网络,设计方案的多数评估指标有超2%的明显优化。此外,研究通过3个重点路段的比较分析,明确了不同设计目标和不同提升结果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和内在动力机制,并展望了复杂网络理论在设计阶段评估推演方案的可能性。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镇级医疗设施评估——以中山市西北组团为例

目前,现有的医疗设施评估研究多从可达性或均等性单一视角开展,所用数据的精确度、时效性均不足,评估结果容易产生偏差甚至误导。对此,本文选取时效性较高的POI和手机信令数据,以分级分类的医疗设施可达范围的综合覆盖次数表征可达性强度,以可达性强度和居民空间分布的耦合情况表征均等性水平,从可达性和均等性两个角度对广东省中山市西北组团的镇级医疗设施展开综合评估。结果显示中山市西北组团的医疗设施可达性相对较好,服务范围覆盖较大;总体均等性较好,但局部仍存在医疗设施服务强度和居民分布数量不相匹配的现象。最后文章基于评估结果将研究单元划分了四类,并针对每一类提出对应的提升策略。

淘宝村城镇化转型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演替机制——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

伴随互联网向村落空间的快速渗透,"淘宝村"这一特殊的乡村产业聚集模式不断完善,并成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城镇化路径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多数集中于村落的空间环境层面,很少提及近郊型淘宝村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更替过程及其演化机制。以广州市里仁洞淘宝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探索社会网络变迁与其发展兴衰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部分城郊村落演化为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淘宝村,潮汕社会网络的"链式迁移"特征在早期有效促进村庄产业发展,并在城镇化过程中成为淘宝村高强度再开发的重要诱因;随着增量开发难以为继,潮汕社会网络的"排外"特征反而成为阻滞淘宝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原住村民物业惜租/选择住户等行为导致里仁洞村日渐转向同质化的居住功能。消解植入型电商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分离状态,是确保淘宝村产业融入本地社区网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国土空间规划中存量用地更新实践研究——以湘潭为例

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存量时期,未来城市存量用地的开发利用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但由于原国土资源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存量用地的定义不同,国土空间规划中没有统一的存量用地体系,缺乏完整的存量用地更新策略体系,因此,本文在湘潭市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基础上,梳理了存量用地管理的原则,对存量用地类型与管理、邻避性用地识别进行了研究,并从策略模块、发展方向、运作模式、分片开发以及保障机制五个方面对存量用地更新策略体系进行了探索。

珠三角巨型城市区域食物供应网络:特征、韧性与保障策略

受极端天气、公共卫生和俄乌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维育食物系统的稳定成为保障城市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议题。利用食品企业公共交易数据构建耦合地理空间的食物供应网络,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探究珠三角巨型城市区域的食物供应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评估了风险传播视角下区域食物供应网络的“动态”韧性表现,并识别影响网络稳定的关键性节点。研究发现:珠三角形成了以广佛、深圳为核心的多中心食物供应组织结构和城市自环结构,多中心避险能力较高;区域食物供应具有空间邻近性和来源多样性的特征,交易总量总体符合距离衰减规律;蓄意攻击相比随机攻击能显著降低食物供应网络的韧性,度中心性排名前15的节点是引发级联效应并导致网络性能严重下降的关键性节点。基于上述结果,从深化国内外生产网络合作、强化食物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等方面提出了保障区域食物供应稳定的政策建议。

区位推荐算法试用于文本地名的空间网络复现——以《三国志》纪传文本为例

挖掘可表征城市之间联系的信息并进行网络复现,已成为一种研究区域联系的重要研究范式。纪传文本地名的共现网络研究对深化理解历史地理要素、拓展城市网络分析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地名共现的空间网络的研究综述,提出基于地名共现词频进行网络分析的改进方法,纳入地名稀缺性及区域优势不对称性测算城市关联度,规避了现有测算方法中缺乏考虑地名稀缺性及边权不对称性所导致的信息失真。在网络复现算法检验上,使用《三国志》地名共现数据集,实现了三国时期州郡网络复现中的地理分布、层级结构表达,同时实现了州郡的区域优势识别。结果表明,新算法相较传统的地名共现算法,其计算结果反映了边权的不对称性,且在有限文本数的效度测试中区位推荐算法提高效度5‰,概率误差低于既有算法,复现地名词频的效果更为稳健。另外,既有算法计算结果均为对称联系,而由区位推荐算法得到的非对称性地域关联数据为判别区域体系的节点层级提供了统计依据。

城创融合视角下从工业区到创新街区的更新路径与国际经验

随着技术进步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改变,量大面广的既有城市工业区在转型更新过程中呈现出功能和空间的创新转向特征。创新经济和创新活动的“城创融合”趋势催生了创新街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产生了成功实践。笔者通过文献综述归纳总结创新街区的共性特征,提出基于创新街区理念的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的SANP概念模型,从创新空间、创新活动、创新网络与创新政策四个维度量化验证全球典型的工业区成功转型案例,并阐明如何采取具体举措来实现产业升级、空间提质与活力激发,为创新经济背景下我国大量既有城市工业区的转型与更新提供理论借鉴。

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

大都市区产业集聚是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地域分工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认为频密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大都市区实现专业分工的多中心体系,即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形成有机联系的专门化集聚,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模式。基于理论辨析,以同城的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为参照组,试图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业分工的耦合性。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研究发现:(1)2008—2017年间,企业内部子母机构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明显促进了珠三角的网络密度,提升了大都市区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并同步大幅增加了跨城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2)珠三角都市区企业空间组织从产业部类分工走向功能性分工,但是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龙岗、宝安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尤其是商业消费门店式并不趋于都市区/都市圈的外围地域;(3)珠三角制造业为主导的专业镇模式日益式微,随着全球化波动下的产业变动,珠三角区域的"世界工厂"角色正处于转型阶段。

城乡居民食材消耗的多尺度地域差异及政策启示——基于烟台、兰州、新乡、九江家庭食谱的实证分析

近年中国粮食国际依赖程度持续上升,降低损耗、避免浪费成为解决粮食安全体系韧性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不同地域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明显不同,实施开源节流的食品供应保障政策法规必须重视居民食材消耗的地域差异性,因此基于全球化视角解析居民食材的本地供应比例及其地域差异成为有待补阙的课题。为此,以烟台、兰州、新乡、九江4个城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4个城市食材消耗和对应生产土地需求量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不同食材与对应消耗的土地资源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且这一差异与城市自然本底和居民饮食习俗密切关联;(2)4个城市居民食谱的全球化、本土化和本地化具有明显区别,虽然不同食材的本地化程度差异相对较小,但全球化程度差异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探讨了粮食安全与反食品浪费的政策建议:一是反食品浪费的政策法规实施,需充分结合居民食材消耗的地域性特征,建立针对性的食材消耗标准与动态监测系统;二是在全球波动、强调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讨论城市预留本地食材供应的战略性产地的可能性,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