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风险研究论纲——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灰色势力的治理对策探析

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农村灰色势力长期存在,其对新农村建设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势力群体。能否有效治理农村灰色势力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必须正视的课题。治理农村灰色势力要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宏观上应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加速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践进程,加强农民的教育。微观上对不同灰色势力区别对待,分别着手进行治理。

解构重罪预防令:严重犯罪程序化控制的英国经验与启示

在预防性司法崛起的背景中,英国《严重犯罪法》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重罪预防令。重罪预防令,就是由法院签发的,可以禁止、限制、干扰相关个人、企业、团体参与严重犯罪的法令。重罪预防令改变了以警务为中心的传统犯罪防控理念,构建起通过程序法的犯罪控制体系,规定了法令启动、执法机关措施保障、法令变更与解除、当事人上诉及违反法令的程序性后果。侦查机关、检控机关与审判机关在犯罪防控中的角色与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重罪预防令在实践中充满争议,需要进一步评析;同时也对我国刑事禁止令及其预防性司法体系的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在数量和规模上较以往都有不断上扬之势,已成为党政机关的棘手之事,也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难题。要很好地把握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其实质、特点、成因以及防控对策入手进行分析。

职务犯罪调查技术原论

职务犯罪调查存在的基础是制约公权力失范,当社会公正的初始状态被打破,如何对其修复,有着"先验"和"比较"两种路径。在对待公权力失范的局面上,是依靠社会结构,还是依靠社会选择?如果是社会选择,那么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就存在技术修复的问题。职务犯罪调查技术原论应当包括如下问题: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技术应当进行怎样的外延界定才能清晰地展示技术运用的全貌;职务犯罪调查和技术之间的契合模式是什么;在职务犯罪调查与技术关系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国家治理逻辑。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群众治安积极性刍议

群众治安积极性是群众为满足其基本安全需要而形成,并作为追求社会性需要的动力存在,是公安工作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群众治安积极性与群众治安意识相联系而又区别。公安工作不仅要提高公安队伍、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更要将群众的治安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更好的进行社会治安防控。社会转型时期影响群众治安积极性发挥的因素很多,如何提高群众的治安积极性始终都是公安工作执行群众路线的重点。

论“当场击毙”

当场击毙的行为性质如何,该不该使用一直都是争议的话题。当场击毙在我国属于警察权的扩张,结合国外立法与实践,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当场击毙能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音符,能否形成一整套来自道德、法律以及警察自身的有效规制体系,确保警察权正常运行,值得探讨。

对违纪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制度评析

《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对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合法性。警察禁闭是警察内部对于有严重违纪行为的人民警察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无论是对于警察自身素质的提升还是对整个警察队伍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对于该规定的具体实施仍存在不足,需尽快加以完善。一是要从法律层面完善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规定;二是要有效开展禁闭措施中的警务督察工作;三是要对适用禁闭措施的警察建立心理疏导制度。

反腐败协作:一种博弈型机制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反腐败协作的博弈型机制,就是反腐败主体与协作机构之间就调查客体信息存在利益关联,由此导致整个过程处于博弈状态的协作机制。博弈型协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在于反腐败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博弈型协作机制的不确定、对抗、谈判、妥协等特征,明显区别于职能型协作与关联型协作的稳定、平和色调。根据2013—2017年的实证调研,博弈型协作机制在行动结构与法律文本上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博弈型协作的原理在于市场经济主体逐渐独立以及经济权威崛起后,与反腐败权威之间就利益体系与价值理念处于磨合状态,体现了经济对政治逐渐加深的话语影响。规范博弈型协作机制,反腐败领域的权威体系要统一接受政治规则权威安排,在产权明晰合法的基础上博弈以及增强协作的法治化程度。

犯罪运行:犯罪现象新视角——一种基础理论的研究

犯罪运行就是犯罪如何存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并与社会进行互动的规律性与非规律性同在的运作形态。犯罪运行机制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犯罪溶解于社会,社会可溶解犯罪。风险社会中的犯罪运行解释了菲利对犯罪超饱和溶解的疑问。研究犯罪运行需要纠正犯罪存在饱和生成的误区,这需要从历史发展、风险引导、化学平衡、犯因性载体流动等多个角度透视犯罪运行。犯罪运行的提出也改变了传统的原因论主导的研究范式,扩展了犯罪学的研究路径。

行政部门绩效考核中的腐败控制

公权腐败可以分为外延式腐败与内延式腐败,在行政部门内延式运行中,绩效考核出现了直接性腐败、间接性腐败与衍生性腐败等表征。内延式腐败根源于权力在体制内部的绝对控制力,更是内部政治生态权力制约体系严重失衡的体现,在多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从绩效考核的源头、过程、方式与结果四个方面构建绩效考核腐败的控制机制。

个体反社会型校园暴力行为生发机制与应对策略

个体反社会型校园暴力是社会不特定个体因其在社会进程中受挫而产生反社会心理后针对在校年幼个体所进行的暴力发泄,具有入侵性、突发性、非理性等特征。个体反社会型校园暴力的形成具有多个层面的原因,并且逐层递进。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建立一套针对此类校园暴力的长效应对机制,建立校园周边地区社会紧张情绪的评估预警机制,减少校园周边矛盾,改变媒体报道视角,对校园周边地区进行治安调整和治安承包。

合作主义视野下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警民关系在总体上逐步趋于好转,但还不够稳定。既有公安工作实践差异的影响,也有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的因素。作为西方经典理论的合作主义从不同层面为建设和谐警民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而选择以合作主义为理论基础来研究警民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警民关系的稳定问题。

制造意外事件型杀人案件的侦查分析

制造意外事件型杀人案件就是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意外事件以杀害被害人的刑事案件的总称。该类案件具有极高的刑事案件假象特性,并有不同于其他相似杀人案件的特点,对该类案件的侦破难度相当大。因此,如何制定一套针对该类案件的策略与措施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警察涉黑犯罪的相关问题分析

警察涉黑犯罪是警察犯罪的特殊形态,是被社会人性伦理所绝对不容的,其产生和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警察涉黑的类型可以分为主动参与型与被动参与型两种。警察涉黑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必须从提升素质、体制改革、用人机制、消除风险、满足需求以及加大惩处等方面创立一套完善的防范措施系统。

诱惑侦查的人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一种高效的侦查措施,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备受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还缺少对诱惑侦查的人性研究。在诱惑侦查中也存在人性的"善"与"恶",对人性的拷问恰恰是诱惑侦查所急需解决的基础性伦理问题,是在法无明文规定下正确指导诱惑侦查的基础。对诱惑侦查所必然具有的人性风险的规制必须采取道德控制先行原则,制定优良的道德控制体系实现对其人性风险的规制,并且对诱惑侦查的立法也要实现人性化。

误区与规避:我国警务改革的理性反思——兼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本土警务适用性批判

警务改革不是潮流、不是跟风,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公安机关对警务模式、警务运行机制、警务机构设置等能够构建最优化警务制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但处于探索阶段的我国警务改革在改革动力上、改革的顺序上、改革的重点上以及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借鉴上都出现了误区。那么,构建民生警务改革机制、确立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序、将内部改革与外部改革同步进行以及理性的、有限度地批判适用西方理论就成为规避误区、顺利改革的关键。

英德警务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在席卷欧洲行政改革的新公共管理浪潮中,英德两国的警务部门并未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按照既定模式进行改革。英国警务部门采取了对抗策略保存了原有的大部分组织制度与文化。德国警务部门则采取能动改革主义,逐步地修正新公共管理思想,最终抵御了改革的全面冲击。从两国警务改革的经验来看,我国警务改革应该改变"警务易改"的观念,建立改革的能动机制、长效机制、沟通机制,并科学地选择并适用西方理论。

反思与重构: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反侦查行为归责机制——以期待可能性为构建基础

反侦查行为的产生是人性使然。反侦查的归责机制可以分为并罚的反侦查、不可罚的反侦查以及从重处罚的反侦查。从重处罚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何在?是刑法直接规定还是由刑事政策所引导?若是刑法规定则应遵守刑法的规定,若是刑事政策所引导,那么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对反侦查归责机制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如何完善整个刑事法治。从此着眼,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人性"三位一体的刑事政策模式,实现整个刑事法治的人性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