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现的刘祁等三篇佚文看金元之际儒学与全真教的关系

蔡美彪同志在《读陈垣编【道家金石略】书后》一文中说:“《道家金石略》是陈援庵先生为研究道教各流派而编纂的一部石刻史料汇编。所收史料上起汉魏,下到明朝。书名道家,自然不是狭义的先秦道家学派。不称道教是因为内容并不限于传统的道教。援庵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下简称《新道教考》)一书中曾说:‘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

三百年傅山评价变迁

傅山活着时,誉之者说他是“义士仁人”(明名士马士奇曾写《山右二义士传》以歌颂傅山),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评语)。诋毁者斥责他“学问粗浅驳杂”(清·李光地语),说他:“发口鄙秽”,“求古而适得风沙气”(清·何埠语)。

清人评傅山书法剖析

艺术与政治不能完全等同,一个艺术家在现实政治上纵然犯了错误,艺术技巧上不一定跟着拙劣,反之,政治上正确了,艺术上也不一定高明。历史上有关艺术风格、技巧的争论,也不必都一定有政治因素在左右。但是各种艺术总归要在反映某种形象和情趣中,曲折地透露出作者和欣赏者的思想境界和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崇高的思想与感情,是引起人们美感的内容与根据。

关于阎宗临同志一则未完稿的手记

历史学家阎宗临同志,又名已然,有时亦署作己燃(1904——1978)。青年时期笃好文学。一九二四年夏,由山西崞县中学华业后,靠一位老师资助的十多元旅费,独自从家乡五台跑到北京,希望在文学上获得深造的机会。那时他正二十岁。就在那年冬,他认识了鲁迅先生。他和鲁迅先生的相识,与当时文学社团之一的狂飙社有关。

跋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思诚堂集》

清吴碘《思诚堂集》二卷,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但《清史列传》、《清史稿》中之《吴碘传》、《清史稿·艺文志》,以及台湾本之《清史·吴碘传》、《艺文志》均不提到他有文集传世。《(光绪)山西通志》中《经籍记下》虽著录有:“《思诚堂集》二卷,沁州吴王典撰。”并注明“四库存目”,而《(乾隆)沁州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增刻本)与《(光绪)沁州复续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中的《人物传》与《文苑传》中又均不提及此书。按《沁州志》乾隆间两次续修,吴碘子吴时谦、吴时讷、吴时谏与孙吴正等均曾参加州志之编纂。亦因此故,该志中《吴碘传》之某些细节记载较《清史列传》、《清史稿》更加详尽。

北魏首都平城的兴建和蒋少游

公元三八六年正月,我国鲜卑族的拓跋珪继代王位。四月,改国号“代”为“魏”,历史上称北魏,拓跋珪即北魏道武帝。 公元三九八年,魏王拓跋珪称帝,并宣布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魏国首都,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自公元四九四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因平城在洛阳之北,故一度被称为北京。如《魏书·韩显宗传》:“既定迁都,显宗上书……臣愿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账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此次上书之时,

中国古地理文献中地方等第刍议

一、地方等第之缘起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之位置《隋书·百官志》中提到齐、隋之世于州、郡、县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九《赤畿望紧上中下辅雄》条中即据以为地方等第产生之始。

西北地志学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

我国近代自清道光、咸丰之后,有关西北地志的研究,一时形成风尚,成为学术史上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此期间,名家辈出,著作如林.西北舆地之研究由史学之附庸蔚为大国,逐渐成为当时的"显学".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都在这个领域里,做出许多值得珍视的贡献.就连近代启蒙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也都涉其樊篱,有所论述.后于龚、魏者如李文田、洪钧、沈曾植、屠寄、柯劭忞、王国维、直至丁谦、张星烺、冯承钧诸先生而不少衰.西北地志研究所以兴盛的缘故,当然和道光以来外侮日增,

《道藏》与山西之翰墨因缘

一宗教是人类意识形态表现的一个方面,道教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又是唯一源于中土本根的宗教,和我们民族文化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山西道教发展史,与相邻地区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即经常呈现出与少数民族文化之交融渗透、紧密联系的现象。早在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嵩山道士寇谦之奉道书献阙,就起天师道场于代都东南。

怀念阎宗临老师

阎宗临先生逝世于1978年10月5日,一转眼15年过去了,回忆15年前老师在病床上的情景,恍然如昨,我不禁潸然泪下。

“道光洋艘征撫記”作者問題的再商榷——兼答姚薇元先生

姚薇元先生在1959年"历史研究"12期上发表了"关于道光洋艘征撫記的作者問題"一文,对我所提出李德庵著之"洋务权輿"是"道光洋艘征撫記"祖本的看法,作了詳細指正,对我启发很多,但在一些具体問題上,我仍未能释然,袪疑务尽,提出来希望再就正于姚先生和讀者們。姚先生在文中談到:"我們应該考察这件史料的来源和流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