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与腐败生成机制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土地财政规模持续膨胀和地方腐败现象快速增长并存的现象。运用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对腐败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在追求"政绩"和赢得"晋升锦标赛"过程当中诱发腐败的主要经济途径之一;地方追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标一定程度加剧了土地财政的腐败效应;同时,腐败现象也表现出显著的"传染效应"。因此,土地财政引发的腐败可以看作是分税制改革带来的阶段性"副作用",从经济政策选择上完善现有的中央-地方分级财政体制,政治上强化监督和地方财政透明度,可以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资产价格具有通货膨胀指示作用吗——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资产价格变动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影响总需求进而通货膨胀的变动,但其影响方向、强度及时变性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建立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时变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均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同向影响,并且影响强度表现出顺周期的时变规律。在资产市场发展的"繁荣期",影响强度不断增强;而在"低迷期",其影响趋弱甚至无效。当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周期错配时,其通货膨胀效应更趋复杂和不确定。

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影响的时变特征

本文通过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城镇化发展、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动态影响特征及不同时期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具有短期扩大、长期缩小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危机'及'经济增长新常态'三个不同时期,其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仍具有稳定的影响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农民及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M0短期预测

现阶段M0运行规律发生的深刻变化客观上对预测模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构建ADLMIDAS模型,从不同权重函数形式和预测方法的组合模型中得出最优预测模型,运用包含更多信息的混频数据对我国M0进行短期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18年M0增速将维持在5%以下,M0总量将处于7万亿—7.4万亿的区间,未来四年M0运行趋势依赖于宏观经济走势和非现金支付发展,M0增速和总量将在3%—8%以及7万亿—10万亿之间大幅波动。

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基于PSTR模型的国际经验分析

在数理分析基础上，文章利用28个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显示，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该“门限值”约为150％，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公共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因看，其作用系数的大小受投资比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但作用系数对投资比率的变化更为敏感。文章进一步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目前公共债务规模较为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正向效应，但近年来部分地方债务的快速增加和较高负债率需引起高度重视。

农业转移人口福利与市民化倾向的理论构建和实证解释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源于收入和福利要素。本文在城镇化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市民化理论模型,对市民化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从市民化意愿出发,依据微观调查数据建立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改善均可以促进市民化均衡水平的提升,而农村拉力对市民化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论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诉求倾向",即子女上学、政治参与以及职业培训状况的改善对市民化意愿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认为,以落户为核心的单一户籍制度改革并非推进市民化的关键,只有剥离和户籍绑定的各项福利政策,完善以满足新市民诉求为出发点的居住证制度、缩小福利歧视、渐进分类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才能真正提升我国市民化的发展水平。

中美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中美两国利率冲击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时变影响动态,以此考察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时变规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短期内对本国产出缺口和价格水平产生了良好的逆风向调控效果,而美国货币政策却并没有产生逆风向的调控效果;中美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存在本质区别且表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所表现出的"火车头"效应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而近年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整体上表现为迅速增强的"以邻为壑"效应。这些研究结果为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分类市民化: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的关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滞后已成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深层次障碍。本文依据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将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四种类别,并分别对其所处的市民化阶段、市民化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研判。对于处在"经济市民化"阶段的转移人口,适宜从提高其持久收入和降低市民化成本两个渠道夯实其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对于处在"人的市民化"阶段的第二代转移人口,应继续通过针对性的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化素养使其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破解市民化"水平低、速度慢"困境的关键在于依"经济市民化"和"人的市民化"的逻辑分解市民化进程,并依不同次序分类渐次实现市民化。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变特征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1996—2013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趋势,并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影响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资源与环境对城镇化发展表现出持续的抑制作用;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升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效应,但2005年以后其促进效果逐渐弱化,特别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出现了明显减弱。我们认为:在人口红利消失的约束下不宜过分高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应从智慧城市、节能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重点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中国城镇化发展缘何未能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同步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消费是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但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出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对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2-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PVAR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消费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提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强化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引致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福利损失等途径抑制了城乡消费的同步增长。基于PSTR模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消费水平的影响效果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较为平坦的"S"型特征,城市和农村地区进入影响显著区制的收入"门限"分别为7778元和5367元,但城市地区达到"门限"值的时间远远早于农村地区。

中国城镇化为何背离缩小城乡差距目标?——基于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分析

缩小我国城乡差距、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厘清城镇化发展、城乡收入及消费差距内在影响关系及变动特征。本文基于三者间内在关联性的分析,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三者的动态影响特征以及不同时期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影响均呈现出短期扩大、长期缩小的态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危机"及"经济增长新常态"三个不同时期,其短、长期影响效果均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并且,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导致消费差距的重要原因,二者的影响关系趋于稳定。

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分解及其应用——基于反冲模型的研究

回避新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波动成因的假设分歧,选定反冲模型这一时间序列分解方法,估计中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以此考察中国潜在产出的决定因素以及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表明,潜在产出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并非引起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宏观经济短期波动态势的重要指示器。两者分别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态势,是分析宏观经济增长问题和波动问题的有用指标和重要结合点。

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时变特征

通过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实际同业拆借利率、实际贷款利率和实际利率缺口对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失业变化率的冲击影响,以此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时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失业率的调控效果没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但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却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相比之下,实际利率缺口对目标变量的逆风向调控效果最为显著,实际贷款利率冲击次之。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我国公共债务对三次产业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

发行公共债务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刺激三次产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81-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我国公共债务对实体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动态影响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公共债务流量和存量对我国实体经济及三次产业增长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呈不断增强的态势,并且债务存量的产业增长效应强于债务流量;债务流量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债务存量更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增长。因此,在保持债务总量可控的前提下,应通过合理调整公共债务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均衡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非现金支付发展的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区域专业化差异、空间正自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国非现金支付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票据和银行卡交易金额每增长1%,将分别促进GDP增长0.11%和0.13%,第三产业发展是非现金支付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本文认为,应促进非现金支付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防范潜在风险,运用"空间—制度"互动效应解决区域不平衡性。

我国居民现金需求微观机制的实证研究

厘清居民现金需求机制是保障现金供应质量和提升流通效率的基础。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公众现金使用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现金需求的微观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通过降低现金交易需求的途径降低了现金总需求;居民收入水平、票面质量、零钱兑换便捷性提升均可以促进现金需求上升;年龄上升通过降低现金贮藏需求的途径降低了现金总需求,学历上升降低了现金总需求。进一步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大面额现金质量以及零钱兑换便捷性对于现金需求的影响更为明显,居民个体特征和钞票自身特征变量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学历水平群体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性。为提升现金供应质量,应针对不同特征群体进行差别化现金服务,持续提高大面额现金的票面质量,在全国范围内提升零钱兑换的便捷性,并持之以恒地加大反假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