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人之“眼”——再思城市“地方性”与社区营造的路上观察学

地方既是被观察的对象,也是一种观察的方式;既是被赋予意义的空间,又是赋予空间意义的策略。经由城市记忆、社区营造塑造地方感,在同质化城市进程中寻回地方精神/地灵,有助于反思城市空间正义与士绅化过程。地方的塑造,强调日常性话语、地方主体性与可持续性,并经由对异质文化的平衡建立人与人、人与城市环境的联结。文化治理对政府的公共决策起重要补充作用。在规划时,需要增强使用者的参与性,建立分享机制和社区认同感;同时,也可经由艺术及文化手段,介入社区营造,“活化”与“适应性再利用”街区景观,实施可参与城市规划。

《大风》与抗战时期香港的文艺救亡活动

《大风》是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一份文艺刊物。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沪抵港的文化人与香港本地文人接触来往颇密,他们在《大风》上撰写的文章时常与其他国家之抗战史、自身与朋友之战争见闻、经历有关,在创作题材及思想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香港文学及青年文学社团。《大风》的撰稿人中,不少来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中国文化协进会。作为一份抗战文艺期刊,《大风》的出版为人们了解战争时局提供了途径与评论的立场。

技术与灵学之间的日常空间——以近代上海催眠文化的传播现象为个案

清末民初,催眠术被引入中国后,它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远胜于专业精神治疗领域。现有的研究主要将催眠视作迷信产物,但关于它被报刊、出版物等传播媒介重塑的过程,却少有论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技术变革与文化转型令催眠的传播呈现出科学与迷信的张力。催眠不仅曾被想象成新的医疗手段,还被想象成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精英与民众对这一现代时空体验的共同热衷,令它超脱于表面的生活细节而被赋予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重新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考察催眠文化的传播过程和渗透机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都市文化空间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记忆、都市与文学传统——论香港南来作家徐訏、刘以鬯的文化乡愁

20世纪50至60年代,香港特殊的文化生态导致南来作家需要直面文艺追求和通俗性之间所呈现的不平衡关系。在这种矛盾状态的影响下,作家们的文化乡愁变得更为强烈,书写轨迹亦随之改变。徐訏、刘以鬯均为香港文学争取了可贵的书写空间,但他们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报刊编辑理念却存在差异。徐訏始终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他很少再像书写上海一样,深入勾画香港的社会面貌,而是开始着墨于时间体验、人际隔膜。刘以鬯则试图通过报刊上的连载小说,反思中国新文学中的传统与乡土。他承接上海时期的异国情调书写,并尝试连接文学之雅、俗。重新探究徐、刘等南来作家在文化乡愁和本土书写之间的内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反思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持续对话的深层脉络。

恶魔诗学与“大乘的艺术”——论五四时期田汉对象征主义的文化翻译

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田汉曾受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及“波西米亚”文化之抵抗精神、自由态度的影响。他对“恶魔诗人”波德莱尔的译介和思考,揭示象征主义诗学曾在西方与东亚,19世纪末的巴黎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京、上海之间产生过意涵丰富的文化流转。田汉对象征主义思潮的翻译并非从影响到接受的单向模式,其背后潜藏着文脉变化与社会改造的复杂关系。他的译介不仅是作品语言的转化,也是从概念到风格都有所涉及的文化翻译过程。重新考察田汉在传统抒情脉络中如何体验现代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焦虑和转译对策,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背景下社会改良话语、文化经典及传统论述等对文学流通的重要介入过程。

镜头美学与叙事的“织”或“拆”?──《刺客聂隐娘》中唐代日常性的视觉文化想象

引言:被延伸的'武侠'以'形式'、镜头美学带动,甚至很大程度上放下了'内容'和叙事本身,如此一重一轻,是《刺客聂隐娘》的最终选择。中国武侠片一贯'尚武''炫技',侯孝贤却没按武侠的'类型公式'出招,转而选择'以静致动''滴血未见',尝试对话了现代武侠电影。如何逾越既有的武侠论述框架、对决程式,如何在张彻、胡金铨、李安、王家卫等导演制造的现代武侠之后,还能找出另一种区分风格的可能?虽为难题。

论田汉对新文学“社会改造”意涵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田汉宣布“左转”。但这一转变却并非突变,实则有着更早的思想积累。五四时期,田汉曾认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分别代表了“诗歌的运动”和“劳动的运动”,两者结合则代表了新文学未来的趋势。在他“通过文学改造社会”的构想中,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有望成为改变人类未来境遇的新方案:它连通科学、唯物史观等观念,在风格上有着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的倾向,在内容上关注劳动问题。田汉这段早期的思想之旅难免还有不成熟之处,但他关于文学和社会改造之间关系的探索,却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勾勒出了公平、民主的新社会图景。这一不太被关注的过程最终转化为田汉特殊的思想资源,成为影响他“左转”的深层原因之一。

论世界左翼电影理论的本土转译——以田汉与党的“电影小组”之早期探索为中心

"新兴电影运动"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反响,与中国影人对域外左翼电影理论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尽管田汉和党的"电影小组"早期围绕电影理论的翻译活动显得零散和隐秘,但其贡献不容小觑。田汉对世界左翼电影理论的翻译和转化,在运动发端前已经开始,并且延续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左翼影人试图从革命电影的社会功能、艺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探求苏联及日本左翼电影界的经验;他们更希望借此制作出既蕴含民族特质、又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影片。正是由于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具有针对性的翻译,才得以令中国左翼电影在外来经验和本土探索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