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Lemmel综合征诊治方法20年变化分析

目的探讨国内20年来Lemmel综合征诊治方法的变化,为今后规范该病诊治提供借鉴。方法回顾性收集1998年1月-2017年6月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诊治的23例及国内公开报道的384例Lemmel综合征患者,共计407例。按收治时间分为1998-2007年(A组,n=139)和2008-2017年(B组,n=268)。记录患者临床特征、诊断和治疗方法及预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2组间比较用χ~2检验。结果临床表现上B组患者较A组发病年龄升高[(67.8±17.8)岁vs(62.3±12.3)岁,t=-13.238,P=0.019]、胆管炎发生比例高(45.9%vs 32.4%,χ~2=6.903,P=0.009)。诊断方法上,B组多层螺旋CT(MSCT)(26.9%vs 8.6%,χ~2=18.576,P<0.001)、超声内镜(EUS)(15.7%vs 5.8%,χ~2=8.352,P=0.004)、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75.0%vs 33.1%,χ~2=67.303,P<0.001)和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63.4%vs 36.7%,χ~2=26.377,P<0.001)使用比例明显增加,但误诊率并没有下降(22.8%vs28.1%,χ~2=1.385,P=0.239)。治疗上,和A组相比,B组以ERCP手术治疗为主,药物保守治疗、外科手术治疗为辅的治疗模式(χ~2=34.758,P<0.001)。内镜手术组与药物保守治疗组相比(χ~2=40.211,P<0.001),外科手术组与药物保守治疗组相比(χ~2=26.785,P<0.001),复发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外科手术与内镜手术治疗组比,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55,P=0.815),但内镜手术治疗更具有微创、恢复快和经济优势。结论 Lemmel综合征患者发病年龄不断增大,诊断上以MSCT、EUS、MRCP和ERCP及其联合方法为主,目前ERCP术为其首选的治疗手段。

BMP-7防治实验性肝纤维化的研究

目的观察骨形态发生蛋白-7(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7,BMP-7)对实验性肝纤维化的影响。方法运用猪血清腹腔注射法,诱导免疫性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实验动物分为5组:肝纤维化模型组、早期治疗组、后期治疗组、预防组、对照组。预防组从实验开始、早期治疗组从实验第2周、晚期治疗组从实验第4周腹腔注射外源性BMP-7,每周3次;对照组注射等剂量生理盐水。采用免疫组化和Western印迹法检测BMP-7对实验性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中转移生长因子-β_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_1,TGF-β_1)表达的影响。结果实验性肝纤维化大鼠的早期治疗组、后期治疗组和预防组的肝纤维化级别与模型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防组和治疗组中BMP-7可以抑制纤维化肝组织中TGF-β_1的表达,治疗组中的TGF-β_1的表达较模型组中明显减少(P<0.05)。结论 BMP-7有效预防和治疗实验性肝纤维化,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纤维化肝组织中的TGF-β_1的表达有关。

不同程度肝纤维化患者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水平对肝脏储备能力的影响

目的分析不同程度肝纤维化患者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水平对肝脏储备能力的影响。方法选择慢性乙型肝炎患者206例,根据肝纤维化程度分为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及肝硬化组,分别有61、60、45、40例,分别检测SDF-1α、ICGR15、PA等肝储备功能相关指标。结果中度组SDF-1α及ICGR15较轻度组显著下降(P<0.05),重度组SDF-1α及ICGR15较轻度组、中度组均有显著下降(P<0.05),肝硬化组SDF-1α及ICGR15较其余3组均有显著下降(P<0.05)。中度组较轻度组PA、ALT、AST、CHE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重度组PA、ALT、AST、CHE较轻度组及中度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硬化组PA、CHE较其余3组均有显著差异(P<0.05),ALT、AST较轻度组及重度组显著升高(P<0.05)。SDF-1α与ICGR15、PA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CHE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 SDF-1α与慢性乙肝患者肝脏储备能力密切相关,肝脏再生与修复能力可能是导致储备能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肝硬化患者电解质紊乱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电解质紊乱情况及其与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的关系。方法对162例肝硬化患者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电解质情况及病情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肝硬化患者电解质紊乱以低Na^+最为常见,Na^+、K^+、C1^-3种离子均数与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有关,尤其是Na^+和K^+。低Na^+、低K^+、低C1^-发生率随A、B、C分级程度的提高而呈上升趋势(P<0.01)。血Na^+水平越低,低K+、肝性脑病、顽固性腹水、死亡的发生率越高,而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中的总胆红素、腹腔积液、白蛋白与血Na^+水平具有相关性.结论肝硬化患者电解质紊乱以低Na^+最为常见,血Na^+水平可作为判断肝硬化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

肝纤维化时骨形态发生蛋白7对肝细胞及肝星状细胞产生胶原的影响

目的通过体外细胞实验，观察骨形态发生蛋白7（BMP-7）对肝细胞和肝星状细胞产生胶原能力的影响。方法分离免疫性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实验动物的肝细胞和肝星状细胞。收集细胞培养液，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其中的细胞外基质；采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不同剂量和时间的BMP-7处理后转化生长因子（TGF）-β1受体和磷酸化Smad信号通道蛋白的改变；并运用实时PCR从mRNA的水平上检测TGF—β1的表达。结果50mg／L的BMP-7分别处理肝细胞和肝星状细胞后，肝细胞中Ⅰ、Ⅲ、Ⅳ型胶原的产生（83％±6％、79％±8％、82％±13％）与对照组（100％）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肝星状细胞中Ⅳ型胶原的产生（78％±9％）亦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Ⅰ、Ⅲ型胶原的产生均明显低于对照组（60％±8％、40％±6％，均P〈0．01）；相同浓度的BMP-7处理组中，未发现TGF—β1结合受体蛋白的表达变化，而Smad／3通道蛋白的表达减弱；实时荧光定量PCR表明TGF-β1基因在BMP-7处理后表达水平降低了88％（1—0．12）。结论BMP-7具有抑制激活的肝星状细胞中Ⅰ、Ⅲ型胶原蛋白产生的作用，其机制为抑制细胞中促纤维化生长因子TGF—β1的信号通道蛋白Smad2／3的活性，并抑制TGF—β1的表达。

肠息肉要不要切掉

肠息肉是指肠腔内黏膜表面突向肠腔的隆起性病变,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有些观点认为,90%的大肠癌都是由肠息肉演变来的,肠息肉真的这么可怕吗?肠息肉患者通常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一般在肠镜检查时才被发现。一些结肠息肉可能导致患者大便习惯和规律的改变,如便秘、腹泻等;直肠的息肉可导致里急后重;较大的息肉可能导致溃疡和出血;巨大息肉可导致肠梗阻和肠套叠。

不要小看结肠炎

提起结肠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拉肚子”。结肠炎是指直肠、结肠黏膜的炎症性病变,其主要症状是腹泻,同时可伴有腹痛、黏液便及脓血便。如症状长期发作,可导致贫血、消瘦、乏力等;如不及时医治,部分患者可发展为结肠癌。因此,结肠炎可不只是拉几次肚子那么简单!

致纤维化生长因子对肝星状细胞移行的影响

目的观察肝纤维化过程中Disse间隙生长因子微环境的改变对肝星状细胞(HSC)移行的影响,从细胞移行角度探讨肝纤维化病变的新机制。方法运用改良的Boyden腔系统,在体外条件下模拟体内正常Disse间隙的微环境及肝纤维化时的相关改变,以人HSC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胞迁移实验、细胞增殖实验等方法,观察肝纤维化时致纤维化生长因子对HSC移行的影响。结果肝纤维化时增高的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PDGF)-BB,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EGF)均可导致活化的HSC移行能力增强,而肝纤维化时同样也增高的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则无此效果。PDGF-BB诱导的HSC移行能力的增强与其导致的HSC增殖有关,而由TGF-β1和EGF诱导的这种能力的增强与细胞增殖无关。结论肝纤维化时Disse间隙微环境的改变促进了HSC的移行,TGF-β1、PDGF-BB和EGF具有促进HSC移行的作用,而bFGF和VEGF则无。

肝纤维化过程中肝星状细胞的移行机制

目的探讨肝纤维化过程中肝星状细胞（HSC）移行的机制和肝纤维化病变过程中新的病理生理机制。方法运用改良的Boyden腔系统，在体外条件下模拟体内正常Disse间隙的微环境及肝纤维化时的相关改变，以HSC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胞迁移实验、明胶酶谱和凝胶免疫印迹等实验方法，研究肝纤维化时致纤维化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促进HSC移行的机制。结果肝纤维化时增高的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BB（PDGF—BB）、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以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EGF）均可以刺激活化的HSC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而MMP-2通过降解胶原又可以促进HSC的移行（4．9倍）；HSC的移行是由其表面的整合素α1和以所α2，不同致纤维化生长因子诱导HSC移行时依赖着不同的整合素的介导；由HSC分泌的细胞外基质对HSC自身的行为有反馈调节作用，间质类基质可促进HSC的移行（3．2倍），而基底膜样的基质则可抑制HSC的移行（1．2倍）。结论肝纤维化时Disse间隙微环境的改变导致了HSC的移行，其机制与促进HSC高表达MMP-2相关；肝纤维化时HSC的移行由整合素α1和以所α2；不同的细胞外基质对HSC的移行行为有着不同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