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城乡规划”的“智慧生活圈”探索--以沈阳长白岛为例

目前城市规划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口聚集”与“隔离防范”的空间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空间冲突”问题,本文提出了“邻避组织”生活圈的概念。邻避组织构建的目的即通过平衡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人口聚集”与“隔离防范”问题,既保证生活圈内居民的正常生活,又保证社区正常的运行管理,从而达到城市更新的目的,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城市更新的方向和目标。

家庭制约对其成员通勤距离的影响效应探究——以武汉市为例

家庭对个体的制约是国内外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缺乏大规模数据及效应测算。论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对通勤距离的制约指数(下称制约指数),用以定量衡量家庭制约对成员个体通勤距离的影响,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2019年6月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进行家庭样本识别并检验,计算家庭对不同年龄、性别、单多职工成员的制约指数,定量分析家庭制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对男、女性成员通勤距离都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女性的制约指数均为“正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女性的通勤距离小于无家庭制约的女性,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男性的通勤距离大于无家庭制约的男性,总体上女性较男性受到家庭的制约作用更强,多职工家庭男性所受到的制约作用最弱;其次,从制约指数与年龄段的关系来看,单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随年龄逐渐提升,并与多职工家庭女性逐渐持平,单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值,多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也是随年龄逐渐提升,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则稳定在0.03左右。研究基于大数据所提出的方法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通勤行为研究拓展了思路,同时为开展各类家庭制约理论研究以及家庭影响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建模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