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的长芦盐政与地方社会——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奏折题本为考察中心

清代盐政,旧制以巡盐御史充任,代表朝廷巡视地方盐务。清前期长芦盐政承担着督催盐课、缉查私盐、纠察盐官的盐务监督职权。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长芦盐政的职权逐渐发生了变化。咸丰年间长芦盐政一方面仍承担着督催盐课的基本职权,另一方面衍生出防守地方的事权。面对长芦盐商引课乏力、灶户灶力拮据,长芦盐政督催引课、额征灶课的应对之策,对地方盐务和民力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天津地方防守事务中,长芦盐政被赋予天津防守事权,其妥筹布置地方防守,激励练勇,督率兵勇截剿贼匪,有力地维护了天津地方社会的秩序。长芦盐政由督催盐课的基本职权衍生至防守地方事权,异化为地方行政权力,偏离了本来的盐务监督权力。

从契约到名分:明清雇工人法律形象的衍变

虽然明清律典已经确立了雇工人在雇主宗法家长体系内的形象,但对其法律概念的定义却模糊不清。在其出现之初,以契约确立雇工人的身份,但随着律例的不断完善,主仆名分成为最终的判定标准。从"自由人"向"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之家人的转变,不仅使雇工人与律文编织的法律形象严丝合缝,而且还彻底丧失了同雇主平等的社会及法律地位,进而完全失去了人身支配权。

制度、资源与法律——嘉庆年间的控案繁多与应对之道

"资源"是一个为学界所关注且解释力极强的概念,其与法律复杂交融的关系不仅为法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而且为传统法制史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刚性制度与弹性资源之间的碰撞映射于法律,不仅引起了清代司法的变迁,而且为透析此变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嘉庆年间京控的开禁,使司法体制内资源紧缩这一早已出现的问题更加凸显。为了应付日渐增多的积案,司法体系遂利用体制内的"配制性资源"因地制宜的处理积案,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正是制度与资源的一张一弛间,展现了制度设计、资源配制以及法律变迁间的纠葛与关联。

嘉庆朝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

为了打破和珅专擅引发的皇帝失聪、官场疲玩,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开启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试图达到掌控政治信息、调控帝国动态的目的。为了确保信息渠道的机密,皇帝采取了禁抄附稿、道员密奏、条陈封口等诸多措施。洪亮吉的露章条奏以及委托永瑆、朱珪、刘权之代为呈奏,最终触犯了嘉庆帝对信息机密的强调而遭受惩处。于广开言路背景下分析洪亮吉上书事件,可以发现皇帝在此事上前后迥异的态度,并非是对妄言渎奏的总爆发,而是对洪亮吉"言事违例"以及"居心殊不可问"的惩罚。

嘉庆朝广开言路政策分析

分析了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开启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的举措,认为其作用在于不仅借此了解帝国动态,而且据此对日渐颓败的官场进行调控,以期达到"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之目的。不过,其间的妄言渎奏始终令嘉庆心存不满,却又出于下情上达的目的而予以容忍。所以,当京控案件能更好地提供帝国信息时,皇帝便对之前采取的广开言路采取了限制措施。

嘉庆朝开禁京控与吏治治理

为了打破和珅专擅引发的官场疲玩懈怠,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采取了广开言路、开禁京控等举措,借以掌控帝国动态、调控官场。京控呈报和审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将全部京控案件完全纳入皇帝视野,而且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信息。虽然京控开禁在信息控制、调控官场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功效,却很难实现皇帝借此治理吏治的期望。皇帝在派员委审与交由督抚之间的踌躇与转换,不仅是对官僚体制的估量不足,更是其所面临之两难境地的直接反映。此种举措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或消弭制度漏洞所引发的危机,而非治本之策。

中国古代监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及当代启示

监察权的监督与制约作为监察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影响监察权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古代君主十分重视对监察权进行监督与制约,赋予监察官员秩卑权重、对监察者实行再监察、对监察官员实行厚赏重罚、严明监察活动规范。古代监察权的监督与制约为当前监察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监察权的独立性是监督与制约制度设计的前提与基础;多元化的监察体制与一元化的监察权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监察权与行政权应具有清晰的权力行使边界;加强监察官的自身政治修养及专业素质,更须强调对其实行外部监督与制约。

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及其当代启示

监察官选任制度是监察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影响监察权能否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监察官员具有双重地位,不仅是具体实施监察活动的执行主体,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权力配置链条上最具关键性的角色。秦汉至明清君主对监察官的选任制度进行不断的探索,对其适用高标准的任用条件与特殊的任用程序以及严格的选任限制。古代监察官选任制度可以为当前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某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监察官员的选任标准与国家权力配置以及职业化的要求密切相关;监察官员的任用方式决定监察官员的独立性;全面细致的监察官选任限制是取得监察成效的重要保障。

论法学本科“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维度及教改路径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兼具历史学与法学的课程,追求法律制度的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追寻应是该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探析“中国法制史”的知识维度,应重视“中国法制史”的本体知识,建立本体知识与外围知识的内在联系。探析“中国法制史”的价值维度,树立当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发现与解释法律问题,充分挖掘法律史学的学科价值和现实功用。反思“中国法制史”的以往教学误区,及时更新教学理念,探索适合该课程及现有学情的教学方法。

明清时期的监察法制化及其当代启示——以《大明会典》与《钦定台规》为考察文本

监察法制是监察活动规范化的重要依据。明清君主十分重视监察立法,颁布了《大明会典》与《钦定台规》等法典,实现监察宗旨、监察范围与监察职能、监察程序的法制化。明清时期的监察法制化为当前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以法制化构建监察活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明清监察体制健全完备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国家治理的常态经验。监察立法需要明确限定监察范围与精确定位监察职能,充分发挥监察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权力配置中的重要监察作用。

近三十年清代“采生折割人”律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学界对"采生折割人"律缺乏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多是在相关著述中略作提及或借其探究其他论题。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以及学科间对话的加强,学界尝试从医疗史、社会学、法律史等角度,重新解读杀人采生、律文衍变、采生谣言的传播及其与晚清教案的关系等问题。然而学界对"采生折割人"律的研究依然略显薄弱,采生折割的源流、由令到律的变迁、法律适用及社会各阶层对采生的构建等问题尚需做深入研究。

论法学专业“中国法律史”课程体系的构建

根据2018年教育部颁布的法学专业新国标,“中国法律史”成为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中国法律史”课程体系应以法的理念与价值、法律史学通感为构建原则,创新课程体例、优化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法律制度史与法律思想史相结合,静态的法律制度与动态的法律运行相结合,充分挖掘与发挥传统法律制度的价值,为当前法治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传统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