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按照学界关于钱荒成因的传统看法,导致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交换规模扩大和细碎性贱金属货币的支付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矛盾。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钱荒将主要表现在长途贩运性大额贸易之中;然而历史实际表明,宋代长途贩运可以使用交子、钱引、钞引、银锭等支付手段,钱荒主要还是表现在基层市场的细碎性贸易中。至于铜钱向官府集中,同时在民间(富豪)沉淀,又往海外流失,则是导致钱荒的直接原因。然而,宋代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导致铜钱不断退出流通领域,乃是造成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而两宋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钱禁"和"铜禁"法令则加剧了钱荒和铜荒的程度。中唐以降愈演愈烈的钱荒问题,要到明中叶以白银为主币的贵金属货币体系取代此前以铜钱为主币的贱金属货币体系时方才得以解决。

对四库馆臣删削《三朝北盟会编》的考察

《三朝北盟会编》是一部关于宋金和战的重要史籍,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这部书遭到大量的删削。四库馆臣删削此书采取包括"删"、"改"、"删改结合"、"添"和"删改与添结合"等多种方式,体现了既要清除"违碍悖逆"的字句,又要保持书籍的"完整"面貌,做到不露删削痕迹的基本原则。这种删削的背后,隐含着多个具体的原因,因而对历史事实和文献的使用与整理造成了危害。而四库馆臣平恕、陈崇本删削此书时对抗金名将岳飞的尊崇和回护,其中蕴含的文化心态尤其值得重视和玩味。通过对四库馆臣删削此书的典型性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四库全书》的认识,深化四库学研究。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据学特色论析

《元西域人华化考》被视为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传统,又具有开新之处的新历史考据学名作。这部书综合运用逻辑推理、数量关系比较、多层次论证等考据方法,得出了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个普遍潮流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史料的采择上,《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既重视"正史"中史料的应用,又多方拓宽史料的采选范围,力求"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以说明问题,这种方式同样具有"范式"的意义。作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元西域人华化考》体现了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即鲜明地表现在学术上的争胜和文化上的争先,这正是新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苏洵《嘉祐集·史论》初探

苏洵《嘉祐集·史论》既体现了"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经史关系论和"得仲尼遗意"的褒贬史学思想,又通过对前四史的简短评说,表明了作者的撰史见解,在宋代众多的史论著述中别具特色。经史关系方面,强调经与史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两者体例不同却可以互相依托。褒贬史学源自"《春秋》笔法",即所谓"得仲尼遗意"。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等著史原则的提出正是褒贬史学思想的具体化。虽然苏洵从修史方式、历史人物的采择和纪年方式等方面对前四史进行的批评颇多错误,但从总体上而言,《嘉祐集·史论》是宋代史学评论中值得重视的篇章。

史学研究要慎言“价值中立”

史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保持敬畏和尊重,但并不意味着所谓的“价值中立”就能保证研究结果体现史学“求真”的属性。事实上,推动研究者不辞艰辛深化史学研究的,往往是他们对史学功能及其价值的坚定信念。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要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排斥价值渗入、超脱现实利益影响。这被一些学者引入史学研究,成为他们“求真”的预设立场。但这么做是否就能达到预设目的呢?换句话说,“价值中立”的立场背后,史学的功能和意义又应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知幾褒贬史学思想述要

《史通》一书,蕴含着丰富的褒贬史学思想。刘知幾通过分析经与史之间的关系,强调史书撰著要体现《春秋》经义,即儒家经典中的伦理精神,并称赞孔子编修《春秋》是史家褒贬予夺的"楷式"。为了更好地践行史学彰善瘅恶的宗旨,他区分"君子之史"和"小人之史",激励后世史家既要"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秉持公心评判史事与历史人物,还要识见不凡,做到明辨是非,褒贬公正。在史书撰著的具体方法上,刘知幾主张行文简要,但强调其前提必须是能保证史学褒贬的经世功能才有意义。针对史书撰著中存在着褒贬予夺与"直书实录"之间可能的紧张与矛盾,刘知幾希望以"名教"调和两者,则体现着古代史学理论所遭遇的一种困境。

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按照学界关于钱荒成因的传统看法，导致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交换规模扩大和细碎性贱金属货币的支付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矛盾。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钱荒将主要表现在长途贩运性大额贸易之中；然而历史实际表明，宋代长途贩运可以使用交子、钱引、钞引、银锭等支付手段，钱荒主要还是表现在基层市场的细碎性贸易中。至于铜钱向官府集中，同时在民间（富豪）沉淀，又往海外流失，则是导致钱荒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