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点绝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和思想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根基。深入理解和把握孔子儒学,将有助于更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知,进一步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担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中,孔子儒学仍不可缺席。

彼岸性“偶像”与此岸性“榜样”——“道统”论域下的儒家人物信仰现象探析

在儒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一条相对比较固定的“道统”脉络,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以上人物共同构成历代儒者的信仰对象,统称为圣人。但在这一传道谱系中,根据生前地位及事功的不同,这些圣人又可分为“圣王”和“圣师”两大类。事实上,圣王、圣师在后世儒者心目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圣王具有彼岸性,本质为供人崇拜的“偶像”,是“期待再现”的圣人,寄托着儒者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圣师具有此岸性,本质为供人学习的“榜样”,是“希望变成”或“始终追随”的圣人,承载着儒者的人生追求和个人梦想。厘清儒家信仰体系中的偶像与榜样,有助于今人更加确切地把握儒学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走向。

论乡村儒学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在21世纪乡村儒学开展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过往“乡村+儒学”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探索,展望未来“乡村儒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融合之路。从历史、学理、实践三个维度来看,乡村儒学是活跃至今的历史现象、基于实践的理论学说、化民成俗的道德行动。未来乡村儒学开展的时代背景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事业的推进,其总体目标是淳化乡风民俗、引导向善向上、重塑乡土文明、构建精神家园。其主动性实践主体应由地方党委政府、人文学者和时代乡贤三方组成。未来乡村儒学开展的具体举措包括:把牢规范发展的政治方向,凝聚助力复兴的价值共识;转化以文化人的科研成果,增进扶志润心的民生福祉;做强融入生活的实践平台,构建协同推进的命运共同体。

学者访谈:推动儒家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修身思想,是滋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推动儒家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访谈形式,探讨了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强调高校教师在推动儒家思想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教师应高度重视修德立身,自觉把专业追求与信仰追求结合起来,向孔子这位“大先生”学习,既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提出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

中国儒学社团发展现状及使命担当刍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大陆)的儒学社团应时而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儒学社团发展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据不完全统计,内地(大陆)超半数儒学社团诞生于中共十八大以后。就本质属性而论,儒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属民间派,儒学社团具有身份中介性、人员多元性、业务灵活性、话题实用性的突出特点,但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新时代儒学社团的使命担当是在讲清楚儒学与中国、儒学与时代的基础上,发掘提炼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将儒学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深入生产生活,推动儒学的生活化、社会化、现代化、年轻化、国际化,实现儒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碎思(二)

中国儒学机构要在新时代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应面向大众,顺势而为,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为把握好“引领者”这一概念,儒学机构有必要主动回答三个问题:“为了谁”的目标问题,“我是谁”的主体问题,“怎么样”的评价问题;有必要正确处理“大”与“小”、“热”与“冷”、“上”与“下”、“中”与“西”、“古”与“今”、“黄”与“红”、“言”与“行”、“点”与“面”、“公”与“私”、“因”与“果”等十大关系。今天的儒学机构还有必要秉持“共同体意识”,加强行业内融合协作,“抱团取暖”,推动整个儒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写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碎思

如何实现自身良性发展、写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是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儒学机构要着力打造‚六个平台‛——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教育平台,发展学术、服务学者的科研平台,引领风尚、成风化人的传播平台,凝聚智囊、回应关切的智库平台,整合资源、交流对话的互动平台,承上启下、落实政策的组织平台。儒学机构应聚焦学术研究和普及应用两大核心业务。还应在树立担当精神、发挥头雁效应、提升业务能力、消除后顾之忧四个方面加强内部建设。

中国儒学社团角色定位、工作理念及业务特点刍议

为更好开展“美俗”事业,中国儒学社团有必要认清其角色定位、工作理念、业务特点。从角色定位上看,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从工作理念上看,儒学社团应坚持“人多好办事”“为社会服务”“双轮驱动”“知行合一”“创业与志愿心态”;从业务特点上看,儒学社团应体现传播与传承、研究与应用、事业与产业、专业性与跨界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易世·融世·出世——儒家处世观新探

对于儒家处世观,以往我们多描述为“入世”,或视之为以“入世”为主,以“出世”为辅。事实上,回溯到孔孟便会意识到,我们既不能将其描述为单纯的“入世”,也不宜以“二分”法思维将其笼统概括为“入世”和“出世”,儒家处世观应分“易世”“融世”“出世”三个不同面向。以“三分”法来认识儒家处世观,较为客观公允。儒家处世观是贯通“道”与“时”的行动哲学,是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实用智慧。儒家处世观是既入世又出世、既易世又融世又出世的。孔子“集大成”之称的由来,与处世观话题密切关联,孔子首先在处世态度问题上做到了“集大成”,这对后世影响深远。由此一点,亦可窥见儒家思想、儒学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易世·融世·出世——儒家处世观新探

儒家通常被认为代表一种积极“入世”的处世哲学,或者抱有以“入世”为主、“出世”为辅的处世观。本文在承继钱穆、庞朴先生有关儒家“圣人”和人生态度的著名论断基础上,通过回溯到孔孟等儒家原典分析指出,既不能将儒家处世观片面理解为“入世”,也不宜以“二分法”思维将其笼统概括为非“入世”即“出世”,而应从中区分出“易世”“融世”和“出世”三个不同的基本面向,并且儒家对三种处世态度的认可无不以“守道”与“合时”为基准,亦即内含三个面向的儒家处世观本质上代表一种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实践智慧。由此观之,孔子被孟子赋予“集大成”之谓,首先是因为他于处世态度上做到了“集大成”。今天看来,主要正是这一意义上的“集大成”成就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作为百家之源的独特地位。

当下地方儒学社团平台建设及新的业务增长点浅论

对于当下中国地方儒学社团而言,有必要立足于自身所处具体区域,有机整合区域内相关人、财、物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围绕推动新时代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进有为,努力展现其使命担当。具体来说,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谷牧與中國孔子基金會

2019年是黨和國家原領導人、中國孔子基金會(以下除引文外,簡稱"孔子基金會")原名譽會長谷牧逝世十周年,也是孔子基金會創辦三十五周年。谷牧作爲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在我國解放和建設過程中做出了杰出貢獻,建立了卓越功勛。"文革"以後,谷牧欣然擔任中國成立最早的儒學組織——孔子基金會的名譽會長。在他的悉心關懷和親自指導下,孔子基金會率先扛起在中國復振儒家文化的大旗。

何谓真“儒家”——对《汉书·艺文志》之“儒家者流”说的批判与补充

《汉书·艺文志》采纳刘歆《七略》的观点而对“儒家者流”所进行的描述,历来被普遍当作“儒家”的权威定义,这对后人理解“儒家”不无裨益,但此解释也导致后人单纯把儒家当成了学问家群体,严重弱化了儒家的重“行”特色。这与“孔子”意义上的儒家之本义并不相符。儒家之“行”,体现在对伦理道德的坚守和传扬上,体现在对生命精神的承续和发挥上,体现在对当下生活的顺应和改善上,体现在对思想学问的体悟和践行上。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狭义上的儒家就是指儒学家群体,但更需强调的是,儒家在本质上应当是指由遵循儒学核心理念的行动主义者所组成的实干群体,一个合格的儒者应当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或曰实干家)。没有行动的儒化,就没有生命的美化。

中国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承传创新与现代发展——李锦全先生访谈录

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2023年9月6日,“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组赴广东,在中山大学李宗桂、杨海文二位教授的陪同与协助下,对著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原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李锦全先生进行了专访。97岁的李锦全先生精神,思路清晰,在家中接受了采访,就相关文化问题发表了高见。本刊特先刊出,以飨读者。

中印尼文明对话:畅谈中华智慧,助益世界和谐

6月15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印尼文明对话会暨第一届和谐世界文明论坛在印度尼西亚巴厘省召开,主题为“构建全人类和谐共生的文明”。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文化学者结合自身学术专长和关注话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互动交流和深度研讨,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理论成果。多位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在会议上传播中华和谐智慧,献计文明冲突化解,他们的发言得到各国与会专家的积极回应和高度认同。

何以“儒行天下”——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立场及原则

站在中国立场上讲,“儒行天下”是我们的美好梦想。“儒行天下”要靠儒学国际传播。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儒学国际传播做一次整体性谋划。儒学国际传播至少应涉及主体、立场、原则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分为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应持奉两大立场:一是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作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在具体实践层面上,还应坚持六种原则:跨界原则、分层原则、物化原则、双向原则、线上原则、共荣原则。

“斯文”何以“在兹”——关于新时代文庙若干问题的认知

文庙是中华道统的物化载体和具体呈现,也是孔子精神、儒家思想的重要象征和标识。“斯文”之所以“在兹”,在于文庙能够担负起发展儒学事业、广大儒家精神、延续中华文脉和道统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儒学事业是内圣外王事业、人文化成事业和培根铸魂事业,新时代文庙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应围绕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儒学事业而确定。但要认识到,文庙不是宗教场所,不是旅游景点或网红打卡地,不是单纯的博物馆,也不是孔子一个人的“秀场”。就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而言,首先,文庙是知识空间和文化重镇,应发挥“聚”的功能;其次,文庙是教化场所和道德高地,应发挥“化”的功能;最后,文庙是心灵家园和精神安处,应发挥“安”的功能。

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年轻人

孔子的一生中,接触的人比较庞杂,但他唯有与弟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是最放松、最自由的,他的思想才是最活跃、最深刻的。尽管他倡导“有教无类”,在弟子出身、年龄上不刻意设置门槛,但他的一众弟子,在拜人孔门时,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至少都是比孔子小的人。可以说,孔子是在与年轻人交换意见、交流心得、碰撞思想、共同生活与奔波中走向“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圣坛的。

一群年轻人与一本冒着“热气”的书——写在平度市委党校最新教研成果付梓面世之后

2022年9月,由平度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王彬堂同志主编的书作——《砥砺基层党校党性铸就初心——县级党校主体班次精品课选编(平度市)》,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听到这一消息,格外高兴,因为我与平度市委党校有缘。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我被山东省委组织部派到平度,参加省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住在平度市委党校,得以与该校同仁结下难得缘分。

成中英:“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类思想精华

在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即将召开之际,笔者对著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进行了专访。成中英先生围绕文明交流对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文化自信、文化更新等话题,阐释了他的理性观察和深邃思考。